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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学生的“五四”记忆

http://www.CRNTT.com   2011-03-29 11:45:42

“一班刊物竞成三” 　　日后北大学生的追怀与叙述，似乎全都是《新潮》和《国民》的天下，这不对，带进《国故》的视野，历史场景才比较完整。一班同学尚有如此分歧，想象五四新文化运动“铁板一块”，那是很不现实的。 　　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北大国文门1916级学生俞平伯\(1900-1990\)，1979年撰《“五四”六十周年忆往事》，其中有：“同学少年多好事，一班刊物竞成三。”自注说：“先是北大中国文学门班中同学主持期刊凡三,《新潮》为其之一”。也就是说，同班同学中，除了以“文艺复兴”相号召的《新潮》，还有主张“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的《国故》，以及提倡“新旧学说并行、东西文化并重”的《国民》。这三个杂志存在时间都不长，但影响很大。《新潮》12期，1919年1月—1922 年3 月;《国民》8 期，1919 年1 月—1921年5月;《国故》5期，1919年3月—10月。我关心的是，当初鼎足而三，可几十年来，众多追忆文章，为何独缺了《国故》？《国故》同人怎么了，为何难见其自述或追忆？如此任人评说，是否有失公允？ 　　北大哲学门1915级学生、著名哲学家冯友兰（1895-1990），在《三松堂自序》中称，赶上了新文化运动，但没能赶上火烧赵家楼，有点遗憾。而在《我在北京大学当学生的时候》中，冯先生提及：“学生们还办了三个大型刊物，代表左、中、右三派。左派的刊物叫《新潮》，中派的刊物叫《国民》，右派的刊物叫《国故》。这些刊物都是由学生自己写稿、自己编辑、自己筹款印刷、自己发行，面向全国，影响全国的。派别是有的，但是只有文斗，没有武斗。”此文撰写于文革结束之后，故有“文斗”、“武斗”一说。五四运动爆发前一年毕业的冯友兰，感受到了山雨欲来的大氛围，但未曾真正介入，故不太理解日后闹翻了天的“新旧论争”。 　　1919年10月由山西大学转入北大哲学系的章廷谦（笔名川岛，1901-1981），毕业后留校任蔡元培办公室西文秘书兼哲学系助教，一直追随鲁迅，成为其忘年交。曾在厦门大学、西南联大等任教，1946年起长期执教于北大中文系。因毕竟是后来者，对新旧之争的内幕了解甚少。比如称《少年中国》月刊，“在当时，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是和《新青年》、《新潮》两个杂志鼎足而三的”（《少年中国学会》，1950年5月4日《北大周刊》）；“凭良心说，就是当时的《国故》杂志不爱看”（《“五四”杂忆》，《文艺报》1959年8期）。作为热心政治的“新青年”，不看《国故》很正常，但为何谈及《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新生活》、《少年中国》，而只字未提许德珩等编辑的《国民》？ 　　1917年考进北大国文门、日后成为著名史学家的郑天挺（1899-1981），自称功底差，天天泡图书馆，“两耳不闻窗外事”。1933年起，郑先生出任北京大学秘书长，一直坚持到1950年。1952年院系调整，奉调到南开大学任历史系教授。他的自传是晚年在儿子的帮助下撰写的：“这时北大的同学很活跃，有三种不同方面的刊物出版：《新潮》、《国民》、《国故》，但我们班的同学却仍然各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记得有一人给《国故》送了一篇稿子，受到同学的揶揄，大家都自命清高，认为投稿是自己炫耀才识，颇不以为然。我很受这种思想影响，后来不敢、也不愿以自己文章就正于人，因而亦就很少写文章。班上的其他同学，也多如此。” 　　北大哲学门1916级学生顾颉刚（1892-1980)，念书时，经常与同宿舍的傅斯年高谈阔论。《新潮》创办时，顾在苏州养病，仍是首批入社的21人之一。1920年，顾发表《我们最要紧着手的两种运动》，提出：“我们应觉悟，我们若是诚心要改造政治，总不要用政治来改造政治，务要用社会来改造政治。要去改造政治，先要改造社会。要去改造社会，先要使全国国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大家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自然社会文化会渐渐提高起来，才能够造成有实力的舆论、有价值的公意。”此文题目下面，有“教育运动”、“学术运动”两个标语，很能体现胡适的影响以及《新潮》同人的趣味。这就难怪，日后顾颉刚会说老同学“薛祥绥、张煊、罗常培等则办起《国故》来，提倡‘保存国粹'，并推刘师培作社长，坚决地和《新潮》唱对台戏”，实在是不明时势（《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但从来不评价许德珩等人的《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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