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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辉：缅甸拒中国建坝之惑（下）

http://www.CRNTT.com   2012-02-21 10:52:14

其实在克钦邦以外也是如此。在首都，军政府安排的克钦国会代表吴载勇吴也照样抨击密松工程，其实也就是抨击与中资公司合作的军政府。我们在仰光会见的一位克钦族女作家似乎是民主派，她对塔玛多与KIO都有批评，认为两者都是军人行政，都不民主，都破坏环境……她说克钦人民要和平，不是要KIO。我问道：那么塔玛多有可能与KIO言和吗？她说塔玛多就是要消灭KIO，言和也是假的。我问：那么KIO有可能打败塔玛多吗？她说不可能，KIO太弱小了，没有这个能力。我说，其实和平无非只有三种可能，要么双方言和，要么以一方消灭另一方来结束战争，或者是KIO打败塔玛多，或者是塔玛多消灭KIO。既然前两种可能都没有，那就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如果和平是通过塔玛多消灭KIO来实现的，克钦人民能接受这种和平吗？她说：当然不能接受！我说，那就是说他们还是支持KIO抵抗的，即便这种抵抗无法取胜，和平因而也没法实现？她想了一下，叹道：的确是这样，我们再不满意KIO，也不能接受他们被消灭，哪怕这意味着要和塔玛多打下去。  　　这就是克钦民族的悲剧啊，如果整个国家不变革，克钦问题是没有出路的。  　　而克钦问题如果找不到出路，在这个地方投资搞巨型工程的前景又会如何呢？ 你不干涉内政 内政要干涉你  　　显然，在缅北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克钦邦这种地方，中国要进行大规模投资，所谓“不干涉内政”其实是做不到的。因为从二战以来中国其实一直是这里“内政”中的重大参与方和利益相关方。抗战时中国军队为了生死攸关的缅甸通道在缅北浴血奋战，1950年代仰光政府假手“新中国”把“旧中国”赶出争议区，1960-1980年代中国向缅甸“输出革命”支持缅共搞割据，而现在的情况就更不用说了。  　　只有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是极力从这里脱身的。当时中国对缅共停止“输血”，缅共覆灭后又对其蜕变出来的各“民地武”实行八部委制定的所谓“四不政策”（政治上不承认，组织上不往来，军事上不支持，经济上不援助），极力撇清关系。而那时中国与缅甸军政府建立的正常关系也没有热到奇特的程度。当时的军政府与“民地武”关系也比较缓和。可以说，那时候中国、缅甸军政府与“民地武”三角关系的每一边都既非剑拔弩张，又非亲密无间，中国对那里“内政”的影响也降低到历史上最低的程度。假如缅甸的官民能够相安而中资也不需要大举入缅，这种状态也许就持续下去了。  　　但是很快情况就发生变化。首先是缅甸独裁的军政府内政越搞越糟，尤其在比较开明的钦钮被清洗后，民族和解与民主进程都大大倒退，缅族内部的官民矛盾与塔玛多和民地武的冲突都重新激化了。  　　其次，“民地武”过去几十年与中国形成的关系千丝万缕，远不是“四不”所能了断。由于他们与军政府关系仍不正常，为了自立，不能不大力加强与中国的“边贸”以解决财源，开始是沿袭缅共末期的毒品经济，给中国和国际上都造成很大麻烦，后来在各方的压力和帮助下逐渐改邪归正，转而依靠中国的经济繁荣，全面向中国开放和招商引资，通过中国分享“全球化红利”。结果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全球化，民地武的经济也日益“中国化”，中国公司中国钱、中国通信中国话都大行其道。犹如中国的深圳等口岸在中国实现了胜于内地的特殊繁荣一样，各民地武中心城镇也成了缅甸的“小深圳”，取得了与内地封闭的缅族城市形成鲜明对比的特殊繁荣。但同时“中国模式”的许多弊病也在这里得到集中体现。各“民地武”这样做，固然一是为了解决自立的财源问题，二是为了替代毒品经济，改善国际形象，但显然更重要的还是第三：高度“中国化”、大幅增加与中国的利益相关，也有一旦与塔玛多摊牌时迫使中国介入的深远考虑。尽管进入这里的主要都是中国民间中小商家，中国的特殊体制对于他们的利益受损具有奇特的承受能力，正如果敢事件中所体现的一样。但是经过30年改革，中国的舆论空间、尤其是网络舆论空间已经大为扩展，果敢事件中中国商民受损引起的舆论压力已经不小，如果这种现象愈演愈烈，中国事实上是很难坚持不介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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