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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领袖：领导变化会影响到我们命运

http://www.CRNTT.com   2012-04-02 08:41:37

链接： 丁东忆文革：那时没资格打人让我很失落 　　丁东，1951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着有《冬夜长考》、《和友人对话》、《尊严无价》、《午夜翻书》、《思想操练》、《精神的流浪》、《教育放言录》、《文化十日谈》等书，以研究当代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为主，近年致力于民间思想的整理研究和口述史学。  当不上革命主力很失落 　　“文革”那年，我15岁，正在北京师大一附中读初中二年级。 　　“文革”的风暴，过早地把我们这一代卷进了政治旋涡。 　　1966年6月1日，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公开发表。学校开始停课。当时还是贪玩的年纪，不上课觉得很兴奋。又过了几天，广播了北京女一中高三（4）班为废除旧的升学制度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我当时还不可能理解这些变化可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对于突如其来的风暴既感到新鲜，也感到意外。学校里一些高年级的学生先是在礼堂贴出批判彭真的大字报，接着火烧到校领导的头上。校领导班子先是抛出一位名叫郑炎的副校长，但这根本满足不了学生的革命胃口，很快整个校领导班子都成了革命对象。当时，北京的中学由团中央派工作组。第一个工作组的组长是从农村“四清”工作队赶回来的，还不太适应学校的气氛。所以一进校亮相就被喝了倒彩。接着又组成以团中央某部长为组长的第二个工作组。这个工作组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就是，吸收了当时还在学校读高一的刘少奇的女儿刘平平等五个学生为组员，并任命刘平平为“文革”主任。我虽然只是一个旁观者，但已经感受到高干子女的特殊地位。如果说，“文革”前学生中谁学习成绩好谁受尊敬，或者谁体育运动拔尖谁引人注目，那么，“文革”开始后，衡量三六九等的尺度就剩家庭出身这一条了。当时，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贫下中农这五种家庭出身叫“红五类”，实际上工人、贫下中农子女也不过是陪衬而已，最牛的还是高干子女。我们那所中学，建于20世纪初，历史悠久，名气较大，离中南海又不远，所以光中央领导人的子女就有好几个在这里念书，爹妈是部级、司级的更是不计其数。“文革”开始后，高干子女先得上层消息，显得格外活跃，一派要接班的架势。我自己从小学到初中，考学一直顺利，经济上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所以精神上没受过什么委屈。“文革”开始后，强调家庭出身，我一下子就感到矮了一等。我父亲是民主建国会的普通干部，母亲是31中学的实验室管理员，按当时的成分划分算职员，即非趾高气扬的红五类，也非任人训斥辱骂的黑五类。虽然没有挨整，但内心的深处猛然感到一阵压抑。 　　我们学校的第一批红卫兵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八一八”登上观礼台接受老人家检阅的非他们莫属。接着，他们大开武戒，把学校的领导和一些所谓有历史问题的教师打入劳改队，剃了阴阳头，说骂就骂，说打就打，校长书记们都被整得狼狈不堪。记得有一次看见学校的一位女书记被剃了光头，成了小尼姑的模样。而从街道上抓来的黑五类，更是被打得头破血流。自己当时看到这种场面，内心并没有升起一种人道主义的同情与悲悯，而是一种轮不上自己充当革命主力的失落感。现在反思，这也没有什么奇怪，自己当时一共所受的八年教育里，没有多少人文主义的内容，越来越多的只是斗争，斗争，斗争，是对敌人要像严冬般冷酷无情。喝着狼奶长大，很容易失去人性。所以，我和那些在“红八月”里当过凶手的学生的区别，不是人性觉悟的高和低，而是打人资格的有和无。 　　那是一个争相革命的年代，在学校里，轮不上我“革命”，我就在宿舍院里参加“革命”，狂热地跟着一个比我年纪大的学生，油印《通告》，要求全楼居民主动交出“四旧”。我们那个院里，不过100来户人家，交上来的“四旧”就堆了少年之家的一整屋子。光是书籍，就不下万册。有外文书，也有古书，包括成套的二十四史。院里住的都是民主党派成员，他们经历了反右之后，已经是惊弓之鸟；这次运动来头更大，全楼弥漫着一种朝不保夕的气氛。大家巴不得主动交出一点儿东西“四旧”过关，也顾不上心疼书籍的价值了。 　　但革命的风暴很快就越过了文斗这个层次。宿舍里一些人开始被赶出京城，遣送原籍。院里有一个从小在一起玩的朋友叫粟天延，天赋很高，知识面也很广。我不知道他父母是干什么的，只见他在爷爷家生活。他爷爷家挂着一张照片，是八一南昌起义的合影，里面有周恩来、朱德，也有他的爷爷粟丰。我不了解他爷爷的历史，只知道起义失败后几经波折，成了民主人士。但在1966年的夏天，已经过了花甲之年的粟老先生被当作地主，遣送广西老家，很快就被折腾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和粟天延见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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