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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卫兵领袖：领导变化会影响到我们命运

http://www.CRNTT.com   2012-04-02 08:41:37

不久风暴就刮到我家。我祖父是城市贫民，成分没什么问题；但外公家比较富裕。外公去世很早，外婆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她是家庭妇女，所以多年无所谓成分可言，“文革”开始后，到处划成分。一个堂舅来信说，在我外祖母名下有二亩坟田。我父亲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一接到信，慌忙到同住一院的机关领导家里汇报，问是否要把外祖母赶回原籍。还好那位领导的妻子是一个善良妇女，她从旁拦住：二亩田算什么地主？老太太都80多岁了，赶回去不被红卫兵打死，路上也难保性命。外婆没走，也就没事。虚惊一场，后来还活到90岁，得以善终。我母亲现在说起那位领导的妻子，直夸她真是好人。 　　接着，有一天我从学校回家，正赶上一个中专学校的红卫兵来我们这片宿舍抄家，院里不知谁看我家不顺眼，唆使红卫兵闯进我家翻起来。家里人都慌了神。还好父亲的机关闻讯，赶来证明我家既不是当权派，也没有历史问题。红卫兵又把已经装了车要抄走的东西送回来。我父亲为了表示支持红卫兵革命，只好主动把一些有“封资修”嫌疑的东西让红卫兵拿走，其中有我姨的两件首饰，是前些时她害怕抄家，存在我家里的。 　　说到我这个姨，是我家在北京唯一的亲戚，她和我母亲是姨表姐妹。50年代初从上海调到中国外文书店工作。由我母亲做媒，和一个电气工程师结了婚。姨夫姓张，我小时候见过，没有别的印象，只记得他在家里装的吊灯很特别。后来，他就被抓走了，也不知道是劳改还是劳教。我姨原先一直守着，直到“文革”前，压力越来越大，只好和他离婚，一个人搬进了书店的单身宿舍。后来才知道，姨夫其实什么问题也没有，就是因为他母亲是日本人，便受到无端怀疑，先抓起来，后找罪名，反革命够不上，就打成坏分子，一关就是多少年。放出来之后，家也没了，最后死在福利院。我姨听说后，大哭了一场，说这一辈子对不起他。 　　我母亲又总是说，对不住她这位表姐。过去是后悔不该给她做媒，现在是后悔不该把她的首饰交出去。可这些悲剧，当时我根本不理解。心里最盼望的就是，怎么得到去革别人的命的资格。后来破四旧的风暴过去了，就开始了大串联。我和两个同学从北京到武汉、桂林、湛江、广州、井冈山转了一圈。 　　到了1967年，学生们大多串联归来，学校通知要复课闹革命。先是进驻了一批通信兵司令部的干部，主持军训，后来又进驻了工宣队。同学当中，也出了不同的思潮和组织。同班的刘洪生、周绍元、陈小文、张光明四个同学已经开始对当时的主流路线发生怀疑，由中央“文革”小组而林彪，最后干脆怀疑到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当时他们成立了一个小组织，写了文章，直到把教室里的毛泽东像贴上房顶，终于东窗事发，被抄家逮捕。我当时思想很正统，支配头脑的是掺着宗派情绪的愚忠。因为自己参加的组织和这几个同学的组织有摩擦，所以写了长达万言的批判文章，批判这几个同学的“反动思想”。当时文章是怎么写的已经想不起来了，反正是刻意模仿戚本禹、姚文元那种大帽子唬人，以势压人的笔法和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霸道逻辑，感觉是这下子总算是走上革命前线。现在想起来，既十分内疚，又可悲可笑。那几个同学其实是最早的反抗者，被关押了半年多，吃了不少皮肉之苦，才放出来上山下乡。 追溯红卫兵的历史 　　“文革”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登峰造极的年代。对于老三届这一代人来说，绝大多数当时在个人崇拜的社会心理氛围当中都随了大流，其中不少人充当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批过人，整过人，甚至打过人。这当然值得反思。在现实生活中，有的人回避这段历史。这是有原因的。比如有些人当过群众组织的头头，后来又受到一种非历史态度的对待，在个人发展的道路上遇到重重障碍，他们当然希望尽量地回避，哪有心情去公开地反思？再比如，有些老红卫兵，过去总爱吹嘘自己当年如何过五关、斩六将，现在又强调自己受迫害、走麦城。他们按照不同时期的要求不断改变自己“文革”年代的形象，这是为着在今天获得更加有利的社会地位。这些情况的出现都不足为奇。还有一些老三届感到委曲，觉得舆论对他们不公正。的确，这一代人，在“文革”发生的年代还是不到20岁的青年，他们既不是“文革”的发动者，也不是“文革”的决策者。“文革”的真正发动者和决策者是老人家而不是青年。在一些受害者的口中和笔下，“文革”往往被简化为红卫兵的暴行。从现象上看，也许这不无根据，但从实质看，这就放过了“文革”真正的始作俑者。某些青年人即使在“文革”中风云一时，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充当高层执政者的工具而已。“青春无悔”的声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能正是对某种不公正的舆论的情绪宣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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