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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记忆：死去活来的日子

http://www.CRNTT.com   2012-05-05 08:45:56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这给我的命运笼上了浓重的阴云。本来，从1975年1月10日我被捕以来，除了刚进来时审讯过几天以外，其余的将近两年中我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了。每天白天面壁僵坐，夜晚在长明灯的照射下睡眠，很少有人来打扰，日子过得平静而单调，我已经心如止水，习惯这种“生活”了。但是，毛去世的哀乐声打破了这种平静，我的处境开始发生了一些不祥的变化。 　　先是在一次大“查号”后把我关进了一间与其他“大号”不相连的“小号”（有经验的老犯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接着在10月1日国庆节那天夜里10点多钟，我在睡梦中被叫醒，懵懵懂懂地被带到看守所外一间灯火通明的大房子里。房间的中央放着一排长桌，桌后坐着一排人，大约有七八个。中间一个头发花白、文质彬彬的戴眼镜者，像是地位最高的官员。在他们对面的墙角下有一个小方凳，我被指定在那里坐下，一盏大聚光灯照得我睁不开眼睛。 　　戴眼镜者最先发话：“我是许昌地区中级人民法院院长亓中山，现在宣布：对现行反革命犯马云龙的审判现在正式开庭。”接着，他派人递给我一本厚厚的起诉书，说：“太长了，就不给你念了，你识字，就自己看吧。” 　　这时，我才彻底地清醒过来，一页页地翻看着起诉书。起诉的“罪状”从“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攻击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领导”和“攻击河南省领导刘建勋”，以及“攻击党的计划生育政策”等等，共85条，全部是我在两年多的时间里的言论。有在课堂上给学生讲课的内容，有在政治学习时的发言，也有平时和同事聊天时说的话，甚至还有在农田劳动时说的笑话……我知道，这是我的三位同事用两年的时间精心记录下来的，有时间、地点和在场人，甚至还有说话时我的方位和其他人的位置，相当翔实。 　　几年后，当我平反出狱后才知道，这个案件来头不小。那三个同事把对我的检举材料通过“通天内线”直接送到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手中，纪批示给当时的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刘则下令由当时河南省委的副秘书长杨锡淼带队，组成庞大的调查组于1974年底进驻长葛，来调查我的问题（“四人帮”倒台后，这位副秘书长作为“三种人”被抓起来了，还判了几年徒刑。1980年代中期，他刑满出狱后回到郑州，专门请我吃了一顿饭，为了当年领队抓捕我的事向我正式道歉，我接受了）。而执行逮捕任务的是许昌地区公安局的正局长朱干（这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干部，在审讯我时语气亲切而平和，但处理起来却毫不客气。1979年初我被“宽大释放”后，为了要求彻底平反曾找到他家，他在家中接待了我，在我走后一星期内下达了彻底平反的文件）。这个案件曾被定为当年河南省“四大反革命案件”之一。 　　那个晚上，我一边在聚光灯下读着起诉书，一边暗暗地估量着面临的形势：毛泽东去世后的国庆之夜，匆匆地深夜开庭，而主审法官竟然是中级法院的第一把手，这显然是非同寻常之举。外面的形势如何，我在狱中无法判断，但肯定是相当紧张了。而我知道，每到这种时候，都会有一次大“镇压”，以震慑社会。我的命运凶多吉少，而且时间显然已经不多了！ 　　怎么办？虽然在这个不像样的“法庭”上，除了审判者之外，没有辩护律师，没有一个听众，更没有新闻记者（这是“文革”时期的惯例），但总还有速记员，这恐怕是把我的声音留给历史的最后机会，我惟有全力地为自己辩护了。 　　于是，我开始逐条地陈述和辩护。例如，罪状的第一条是：我说过对毛主席也要“一分为二”。我辩护说，毛主席说过，世间万事万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难道这对他自己就无效？法官说：“毛主席是英明伟大的，没有错误的。”我说：“别的我不说，把林彪指定为接班人，还写入党章，事实已经证明这就是个错误……” 　　一条接一条，你来我往，审判成了辩论，进展十分缓慢，天快亮了，法官宣告休庭。等他们吃了饭，睡了觉，再继续开庭。可我却无法休息，休庭时还要在监号里紧张地准备下次开庭的辩护词……就这样，整个审判断断续续地进行了一个多星期，85条罪状才说了一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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