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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康：从莫言得奖看普世价值与中国特色

http://www.CRNTT.com   2012-10-14 09:06:36

所谓地缘政治，是指19世纪以来西欧北美主导的民族－国家之间利益斗争所建立的世界秩序。这一秩序一向是欧美主导，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产生了美国领头的资本主义阵营，和苏联东欧加上中国北朝鲜等共产主义阵营的两极对立。但这一局面随冷战结束而不复存在。世界力量在向非西方国家平衡，趋于多极化。全球化带来的人口大迁徙，也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各国的民族与族裔结构，多元文化成为新的世界趋势。从地缘政治而论，世界版图已经有了深刻变化。诺贝尔文学奖和政治性更强的和平奖相同，也摆脱不了这一地缘政治色彩。 　　其次，我们也必须看到莫言作品的特点。诺贝尔文学奖虽然是西方的奖项，但作为一个世界级的文学奖，它的标准就是作品应关心人类命运。而莫言的作品，则恰恰很好地体现出了对文学本身及人类共同命运的关怀。诺贝尔奖委员会解释莫言的获奖原因时表示，莫言“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莫言的文字读起来很“中国”很“乡土”，常常把“高密东北乡”作为文学形象的地域。但毫无疑问，莫言的写作手法、思考角度是非常西化的，他受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影响很大，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的影响尤甚。他的作品写的是中国人和中国故事，所透出来的是通过西方话语过滤的普世价值。 　　莫言、余华、苏童等是中国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学先锋派”的主要代表，他们的作品被大量翻译成西方语言，被西方中国研究学界研读。同一时期，中国出现了张艺谋、陈凯歌这样的“第五代”导演，出产了许多在西方电影节如戛纳电影节大放异彩的“中国跨国电影”，如《红高粱》（莫言原着）、《活着》（余华原着）、《大红灯笼高高挂》（苏童原着）等，其文学脚本多处于这批“先锋派”作家之手。 　　“跨国电影”与“先锋派文学”的联姻，终于让“中国文化走出去”迈开了一大步。这一大步基本上跟中国官方的外宣推广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保守的中国意识形态主管部门往往因其干扰、阻挠而消极地推动了先锋派文艺的“走出去工程”。对这一工程非常热衷的除了国际电影节的评委、投资者，就是许多欧美汉学家、出版社，也包括瑞典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 　　尽管此次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莫言，也并不能说西方真正认识了中国的文学。瑞典的评委看中国的现当代文学，视角仍没有太大变化，他们并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学的复杂性。比如贾平凹、陈忠实这些立足中国本土的作家，不那么主动地关注西方或世界的文学思潮，一心植根中国广袤的土地，因此不太可能获奖，因为他们“太中国”。中国的文明有其特殊的东西。中国太复杂了，这是西方人难以理解的。 　　中国特殊论或中国特色论的观点，从来就没有脱离过中国的主流，即使是在鸦片战争以来，数百年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也从未把泱泱大国、天朝中国的意识有丝毫放弃。中国特殊论跟美国特殊论可以作有趣的比较，美国始终认为他们的文化是西方源头或普世文明的集结融汇地，而中国更认为自己不仅仅是文明的集结地，更是文明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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