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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然:不改革就没有“下半场”

http://www.CRNTT.com   2012-10-20 09:28:06  


 
  “招商引资”使土地利用结构失衡

  新京报:你多次提到地产泡沫和土地财政的循环,能具体解释一下这种模式吗?

  陶然:这涉及到中国过去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推动因素。真正将“中国模式”和传统“东亚模式”区别开的,是在中国地方政府层面展现出来的强大动力。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社会对私营企业的歧视减少,资本、劳动力、原材料和产品逐渐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比较自由地流动。这时以地方国企和乡镇企业为主的制造业产能过剩,开始亏损。

  与国企和乡镇企业不同,私企有更大的流动性,这就导致地方政府开始进行非常激烈的招商引资竞争来扩大税基。

  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虽然从制造业发展中拿到的分成比例小了,但制造业的税率提高,所以地方从制造业获得的实际税率并没有下降。

  与此同时,服务业和房地产业的发展可以给地方政府带来营业税和土地出让金,而制造业对服务业,尤其是房地产业发展存在溢出效应。因此地方政府进行制造业的招商引资,可以带动本地服务业和房地产业发展,并给地方带来预算外和预算内收入。所以,地方政府通过大规模投资于工业开发区,并利用各种优惠条件来进行工业招商引资的积极性并没有下降。

  新京报:由此引发了什么问题?

  陶然:这种发展方式下,中国城市的土地利用结构出现失衡:一方面,廉价的制造业用地导致各类工业开发区用地不集约,浪费了宝贵的耕地资源。

  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最大化商、住用地出让金收入而必然会进行垄断、控制性供给,流动性过剩与住宅用地供应不足导致房价在过去10年以来迅速增长乃至泡沫化。

  中国发展不能走美国模式

  新京报:关于刘易斯拐点的研究,你提出如果户籍和土地制度改革,中国会释放更多的劳动力?

  陶然:举个例子,目前在城市里面的农民工,特别是女性如果到了30多岁,很多就回去了,因为城市里面房子买不起,而小孩在城市里面没法上学,她就回去照顾小孩了。男的到了40多岁可能也回去了。

  但在一个正常的城市化进程里面,房价没有泡沫化,孩子上学没有问题,这些人应该都在城市里面定居下来。一般城市化过程中,农村迁移人口到四五十岁继续在城市工作是非常常见的,但在中国,到了这个年纪之后都回去了。如果能通过土地、教育改革让流动人口定居下来,就会释放很多劳动力,而不会像现在这样,劳动力因为制度因素而无法充分释放。

  新京报:但从目前的现状看,户口只提供三种公共产品,其中包括住房保障,因此土地制度与户籍也是紧密联系的?

  陶然:最困难是住房。现在户口对应的公共产品是保障性住房,但土地制度改革之后,政府可能不需要提供多少保障性住房。由本地农民提供,由市场来提供就好了。而一旦土地制度改革后,政府还可以抽取更多税收,其中一部分用于农民工子女教育,户籍改革也就完成了。

  新京报:有一个时兴的问题,与你之前的研究领域也有些相关。展望未来,有人说中国人不可能有一个“美国梦”,即住大房子、开大汽车、高消费等。你怎么看?

  陶然:每个国家的资源禀赋不一样,不是只有”美国梦”才是发达国家的表现。现在韩国、日本都是发达国家,这些国家也不都是大房子、大汽车。

  中国的发展不需要美国的模式,只要达到日本韩国这样的经济发展水平,每个人都有比较体面的居住环境,正常的出行环境,能享受基本的清洁空气,有稳定的收入和社会保障,就已经很好了。而这些通过改革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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