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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毛泽东的历史周期律谈话 | |
http://www.CRNTT.com 2012-12-29 11:23:47 |
对民主的理解差异如此之大,为何黄炎培1952年还对毛泽东表示拜服? 既然黄炎培和毛泽东对民主涵义的理解,相差如此之大,何以到1952年,黄氏会当面向毛泽东表示拜服,认为毛泽东确实已经通过“民主”成功跳出了历史兴亡周期律了呢?黄氏这种表态,并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政治高压下的违心之论,因为黄氏不但在日记中记述了自己对毛泽东的拜服,而且还在日记中特地附上了一份简报——署名“东流”的一篇《关于“历史周期率”》,该报道亦对新政权成功跳出历史兴亡周期律大加赞扬。在私人性质的日记中用心附上这样一份简报,很可能意味着黄氏的拜服,是发自内心的。 1945年从延安归来后,黄氏虽然与中共越走越近,但其第三者的中立立场,却始终没有改变,毛泽东曾不满于他“对我在苏北之各种措施攻击甚力”,指的就是黄氏对解放区土改中严重的乱打乱杀现象的不满和批评,黄氏主张减租减息,不赞成暴力土改。对毛泽东取自列宁的“民主集中制”,黄氏也有诸多意见。1949年8月29日,黄氏致函毛泽东,提出他对“民主集中制”的看法:“各方都倾心接受民主集中制,我意此时急须将这一名词做一番具体的说明,否则万一发生两种不同的措施,一方以为我是民主,而一方以为是集中……例如民主集中制必备之条件:组织、首脑、小组。它的施行法,关于选举:从编选名单起到开会当场无记名圈选,应该怎样怎样;关于开会,怎样召集、讨论、议决,到怎样通过记录,怎样保留不同意见;以及关于执行、关于检讨奖惩等等,一一举出实例,说明理由。这些工夫,管见颇以为需要,只不知已有人做过没有?尊见以为怎样?敬求公余赐教”——很显然,黄氏仍然希望给“民主集中制”这个新事物套上“制度建设”的马辔,黄氏希望在实施“民主集中制”时,能够有清晰的规则和制度可以遵循和约束。但黄氏的意见,没有得到响应。 虽然对民主涵义理解的分歧未曾消失,但黄氏在1949年之后确实受到了毛泽东极高的礼遇,其各种参政议政的行为也获得了当局极大的尊重。据其子黄方毅说:“建国后尤其是1954年前,毛经常向黄咨询有关政策,有时夜半之时黄被从睡梦中唤起,赴中南海丰泽园与毛晤谈……有时候,黄从毛处回来,兴奋不已,虽然已至深夜,仍又伏案疾书起来。……(黄炎培)对毛的政策并非件件都理解和同意,并非是所有都予以首肯的……对毛泽东的不同意见,黄有些是当面提出,有些是去信表达,有些则是回避口笔交锋,而在相关会议上提出……与黄的肯谏、敢谏相对应,毛对黄这位以师长相待的朋友,尤其在建国初期,是很尊重、很客气、很宽厚的。”至1954年止,黄炎培、毛泽东二人间的来往信件多达近200封。这种亲密程度,是其它民主人士如梁漱溟等人所不敢企及的。黄氏自己也对自己所担任的角色和所获得的尊重相当满意——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中,黄氏反映了很多问题,大多受到了当局的重视,黄氏对此非常满意,3月17日在日记中写道:“深深感觉我现职位的确重要,必须努力而也是值得努力。”这样的“知遇之恩”,大概正是黄氏稍后向毛泽东表示拜服的最主要的原因。 但黄氏很快就会意识到:仅仅依赖于毛泽东个人对他的“知遇”,而没有制度上的保障,他参政议政的权利和希望收获的尊重,都是不坚实的——1954年,黄氏在统购统销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其子黄万里后来如此总结其父的政治生涯:“一九四九年后任副总理,旋改任人大副委员长,五四年粮食统购统销后于国事无所建树。” 结语 邓小平在1980年8月18日说道:“从一九五八年批评反冒进、一九五九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的现象,不断滋长。”显然,在邓小平看来,毛泽东并没有能够走出黄炎培所谓的“历史周期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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