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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主义”的亚洲现实

http://www.CRNTT.com   2012-12-31 09:51:45

类似的经验不免使人浮想联翩：在中国基于经济和军事的“硬实力”已经强势崛起、并被公认为国际政治中的有力角色时，北京是否也会以建立地区霸权作为明确的战略目标？在去年刊登于《华盛顿季刊》的一篇文章中，笔者长期的交流伙伴、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副教授詹姆斯.霍尔姆斯就暗示了这样的可能，他把南海对中国的意义类比为马汉眼中的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并认为中国终将排除邻国和外部势力的挑战，建立新的地区秩序。但在今年春天的一次笔谈中，霍氏却小心地绕过了这个话题，他表示：“门罗主义”也有两个版本。 　　第一个版本是指从1823年《门罗宣言》发表到美国内战结束为止，美国默许英国海上力量在西半球继续存在的状态。彼时的英国也像今日的美国一样以优势远洋海军确保全球海上通道的开放，而军力尚不济的美国仰赖与伦敦的友好关系，很大程度上不必依靠自身的力量控制海上通道，获得了继续发展经济、解决内政问题的战略机遇期。事实上，假如美国真的在1823年就把欧洲势力隔绝在西半球外，势必引发重视航行自由的英国的激烈反应，而华盛顿根本没有足够的海上力量来维护自己的承诺。只是到了19世纪最后10年，当工业和经济力量的衰退以及战略重心的调整使得英国必须把海上力量集中回欧洲，而美国海军也渐趋壮大，足以在墨西哥湾和加勒比海对任何一支欧洲远征舰队形成优势时，门罗主义才演化成第二个版本—美国在西半球无可置疑的地区霸权。 　　然而，当类似的两段式逻辑套用在今日亚洲时，个中的疑点和消极倾向不免暴露得极为显着。且不说19世纪的英美两国在种族性和经济形态上有极大相似之处，英国可以容忍美国发展甚至独占西半球地区霸权的前提在于，彼时伦敦维持战略优势的核心地区一在欧洲，一在印度，对美洲、远东、地中海甚至中亚都可以抱壮士断腕的态度。能把区域霸权“和平让渡”给一个既具政治亲缘关系、又不会妨害英国最重视的航行自由和经济开放的友好国家，当然是最理想的选择。而美国早在1945年即决定把东亚作为超地区霸权的一个重要利益区加以经营，防止其成为独立的一“极”。 　　在门罗主义第一阶段，美国曾多次尝试建立美洲范围内的多边合作制度；即使是在“罗斯福推论”已经出台、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地位成为事实的20世纪前半叶，华盛顿也一直没有中止对多边体系的改良和完善，这一点恰恰是中国在今日亚洲难于推进的。作为对东亚政治控制的最重要一环，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政治和经济存在，始终是以双边同盟形式存在的，这不仅束缚了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在以安全问题为代表的地区事务方面的权限和主动性，而且使这些国家在离开美国的情况下往往无所适从。在双边模式形成了传统和惯性之后，即使美国不对中国实施软性遏制，北京也很难在不发生对抗的情况下建立起本国主导、遍及整个东亚的多边合作机制。 　　更何况，由于历史原因，中国与其东、南两侧的海上邻国几乎都存在海洋权益争端，这些国家最容易感受到中国追逐地区主导权带来的直接压力，进而形成制衡，并获得美国的呼应；而“搭车”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如果北京希望增加采取后一种选择的国家的数量，就必须一面强化国力，一面使周边国家确信其意图较不具有侵略性：这也是过去若干年里中国政府采取的路线。但因为有了美国这个超地区存在，各国搭中国之“车”的几率从一开始就降低了，而中国积极强化经济、军事力量，推进地区合作和国际影响力的举措还可能引起华盛顿的另一种恐惧—对东亚地区“门户闭锁”的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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