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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政策改革:回归公共政策的基本定位 | |
http://www.CRNTT.com 2013-02-15 09:38:52 |
人口政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文章分析,从1980年至今,已经30多年过去了,国家完成了人口转变,人口格局和人口发展态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意义和作用也需要重新加以评估,不能把提倡生育一个孩子和实行计划生育当做一个一成不变、永久坚持的政策。 人口政策改革必要性的第一个原因在于,这样一个政策最初是在人口与生产力的关系严重不平衡的情况下所执行的。但是过了30年之后,中国生产力水平得到了非常大的进步,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达到世界第二,人均GDP超过5000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法达到9000美元。因此,作为解决人口和生产力水平严重不平衡时期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 第二个原因是,中国的人口格局在未来将发生显着的变化,这种变化和70年代以来的人口变动格局在很多方面是恰恰相反的。例如,从1970年以来中国的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是持续增加的,从50%增加到现在的70%多;社会抚养水平则逐年下降,从60%下降到现在40%左右的最低点。当前中国的人口变动正处于一个转折点,我们看到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已经开始下降。社会抚养水平也马上开始上升,到了2030年将会上升到60%左右。人口内在的自然增长率已经是负增长,中国人口总量从2030年以后将快速下降。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快速上升,在最近的15-20年内,会从现在的13.26%上升到30%。从中长期人口变动看,继续坚持低生育率导向的计划生育政策将进一步加剧人口结构的变动,将进一步加剧人口总量的长期萎缩。 如果说改革开放以来的人口格局变动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人口红利,那么中长期人口变动的态势将转而对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一系列不利的影响。 区域渐进,大步改革 文章认为,在经济水平发达、人类发展指数水平更高的地区率先进行生育政策的调整改革,应该是更加妥当的,因为这些地方的实际生育水平和意愿生育水平都已经降低到了很低的水平,这些地区也能够构成人口政策改革的先行先试的试点地区。所以我觉得人口政策改革,可以在一些东部发达城市和发达地区先试点,步子可以更大一些,例如可以直接实施“允许两胎化”的改革试点。当然推进生育政策改革也需要综合政策的配套,用一系列的经济社会政策来引导和调节人口的生育行为,慢慢地将人口政策从计划生育直接控制生育,过渡到利用综合的社会经济机制来间接引导生育的状态。 可以通过这种试点推开的方式实现区域渐进。从现在开始“允许二胎”的改革,用10-15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普遍实现两胎化;然后在2025-2030年左右中国人口变动在总量到顶并开始出现负增长时,就可以逐步废止计划生育政策,转为家庭计划服务,实现在社会经济政策间接引导下的人民群众自主生育。 在一些发达的城市,例如上海,城市的实际生育水平已经远远低于意愿生育水平,而意愿生育水平还低于政策生育水平,这意味着即便放松政策,人口的生育意愿也决定了生育水平不会较大反弹。在操作中,我们也可以设计一些门槛性指标,例如人均GDP、人均受教育程度等、女性就业率等,达到这些标准以后的省份,就能够开始进入放开两胎的试点,而这些社会经济指标,能够较好地保证生育政策松动以后不会带来人口数量和结构产生剧烈波动及对人口动态不可控制的结果。 必须看到,分地域渐进推动生育政策改革可能会像教育、医疗改革一样造成新的社会公平问题,为此我们要衡量哪一种的风险更大。逐步改革带来的社会不同群体间的不平衡与全面放开生育政策所带来的不可控制的风险相比,还是逐步到位的改革的风险较小。而区域渐进改革所带来不同地区进度不平衡和利益不平衡的风险,和不改革所带来的社会民意风险及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增强的风险相比,大力推进改革才是根本的出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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