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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2013:敬畏细微处的努力

http://www.CRNTT.com   2013-02-16 12:28:30  


吴稼祥 著名学者、作家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历史学者
朱学东 《中国周刊》总编辑
  中评社北京2月16日讯/2013年1月19日,腾讯书院第五期《预言2013》在腾讯于世贸天阶的会所“腾讯汇”举办,知名学者吴稼祥、雷颐,《中国周刊》总编辑朱学东回顾2012,预言2013。他们谈到了关于“幸福”、“诺贝尔奖”以及“方韩大战”的年度关键词,雷颐谈到启蒙,他认为这个时代,所谓的启蒙是个人把个人的知识献给大家,“我从网络上看到很多所谓的草根,很多观点非常精彩,大家彼此在网络海洋中贡献自己的知识,互相分享。此外学者们探讨了对于现阶段中国变化的认同。朱学东说,一条瘸腿的老鳖,它坚持走,也能走出千里。这一块我们这个社会目前最缺少的是对细微处努力的敬畏和敬仰,我们大家都是恨不得一口吃成胖子。吴稼祥则期待:我们这个国家整个从上到下,都不要过于着急。而“中国1911年之前是太不着急。”

回顾2012:话不好好说,便无有效交流

  对2013年的预言,以对2012年的回溯开始。

  历史学者雷颐对2012年的观感,集中于三方面:第一是重庆的“震撼性事件”;其二是钓鱼岛之争,在他看来,“纷争中的暴力,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们长期对文明、对人道主义教育方面的缺失”;其三,是十八大。 接过话柄,政治学者吴稼祥分析了“换届综合症”;《中国周刊》总编辑朱学东则详解了文化领域三大关键词。

  入朱学东之眼,2012年文化领域里面,第一关键词当属“诺贝尔奖”。“关于诺贝尔奖,讨论很多,诸如中国到底谁获得诺贝尔奖,还有谁被提名过很多争议,我们还预测谁能获得下一个。这种讨论很有意思。在我看来,任何一个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都会恭喜——尽管我看小说看得很少,也是恭喜。毕竟这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开辟了一条路径。“它带动了一些文学作品的销售。当然,不仅带动了文学作品的销售,还会带动其他很多方面。”

  第二关键词,朱学东毫不犹豫地给了“方韩大战”。“我一直是一个旁观者,无意间被卷入,从来没有真正上去打这场战争,没有任何意义。但我做了一篇文章叫《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不好好说,就没有有效交流,也不可能构建我们的理想社会。如果每个人都用很极端的方式做一些事情,譬如,利用140字,或者社交平台上无法完成充分表达的东西,来做过分的对抗性表达,它伤害的不仅是你的对手,同时伤害着自己,也伤害着我们应该累积的向上的力量。”

  在社交化媒体平台,打这样的大战,最大的后果,是导致知识阶层的分裂。分裂这个东西是非常残酷的,让兄弟反目,让饭局不能好好吃。

  第三个关键词,朱学东献给了“幸福”。“中央电视台问,你幸福吗?莫言说,我也买不起房;人家说,我姓崔。中央电视台在新闻里播幸福吗,这是非常罕见的。尤其是能够把姓崔、不理你、知道但不告诉你等等情绪和状态在新闻节目里播出来,这在2012年的中国是一件大事。可能有人认为,我说的过于夸大了,但回头想想,中央电视台往常播什么,你就会明白,这些能够播出来,实属不易。

  朱学东称,央视的“幸福”之问,让他联想起一位波兰导演,在作品《红白蓝》中,有类似呈现。“他在波兰首都大街上问了大概40多位波兰民众——从生命之初的孩童,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问什么呢?第一你是谁,第二你最害怕的是什么,第三个你最期待的是什么。”

展望2013:点滴改变,从我做起

  对已经到来的2013年,雷颐表示,“2013年,如果没有什么突发性事件,会是比较平稳的一年。”学者吴稼祥则表示了对钓鱼岛事件的担忧。对此,雷颐也深以为然。“我最担心的,钓鱼岛事件千万别失控,以免把中日两国拖入战争之中。战争造成的民族精神创伤,无论于日本还是中国,是很难修复的。哪怕是引发了擦枪走火的小规模冲突,都很容易使两个国家的民间情绪陷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回望中国历史,好几次启蒙,都为战争危机所打乱。这是很让人揪心的。”

  吴稼祥称,“我最期待的,是我们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不要过于着急。我期待,缓解腐败,缩小贫富差距,让弱势群体生活改善,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上给予更多支持,有一些更好的政策,以缓解社会矛盾。现在,我们看到有不少好的苗头出现,比如说领导人提到户籍制度改革、劳改制度提请人大审议改革或者废止、土地出让金有所提高等等,都是朝着增加个人自由、增加公民权平等的方向在推进。有这样一个方向,再辅之一些踏踏实实的措施, 2013年定能平稳渡过。有了平和的心态,明年可能会考虑一些更加长远的改革事宜。”

  朱学东表示,在新的一年,如何控制“突发性事件”,国家层面,需要大智慧,需要更高的视野,更开阔的胸怀,和历史的眼光。对个体而言,“我们就做好自己,在家里做好儿子,好父亲,到单位上做记者的就写好文章。”“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某种程度上是放一点权利、让老百姓自己对自己的权利做判断的历史,结果这个国家大变样。农民有农民的价值判断,工人有工人的价值判断,知识分子有读书人的判断。没有普罗米修斯,没有上帝,没有君王,我们自己对自己有判断。譬如,我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父亲,我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儿子。这样的变化是我们所期待的。我特别怕巨变。像微生物一样的变化,一点点一点点的变化,是震荡最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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