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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言2013：敬畏细微处的努力

http://www.CRNTT.com   2013-02-16 12:28:30

吴稼祥 著名学者、作家 雷颐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历史学者 朱学东 《中国周刊》总编辑 　　中评社北京2月16日讯／2013年1月19日，腾讯书院第五期《预言2013》在腾讯于世贸天阶的会所“腾讯汇”举办，知名学者吴稼祥、雷颐，《中国周刊》总编辑朱学东回顾2012，预言2013。他们谈到了关于“幸福”、“诺贝尔奖”以及“方韩大战”的年度关键词，雷颐谈到启蒙，他认为这个时代，所谓的启蒙是个人把个人的知识献给大家，“我从网络上看到很多所谓的草根，很多观点非常精彩，大家彼此在网络海洋中贡献自己的知识，互相分享。此外学者们探讨了对于现阶段中国变化的认同。朱学东说，一条瘸腿的老鳖，它坚持走，也能走出千里。这一块我们这个社会目前最缺少的是对细微处努力的敬畏和敬仰，我们大家都是恨不得一口吃成胖子。吴稼祥则期待：我们这个国家整个从上到下，都不要过于着急。而“中国1911年之前是太不着急。” 回顾2012：话不好好说，便无有效交流 　　对2013年的预言，以对2012年的回溯开始。 　　历史学者雷颐对2012年的观感，集中于三方面：第一是重庆的“震撼性事件”；其二是钓鱼岛之争，在他看来，“纷争中的暴力，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我们长期对文明、对人道主义教育方面的缺失”；其三，是十八大。 接过话柄，政治学者吴稼祥分析了“换届综合症”；《中国周刊》总编辑朱学东则详解了文化领域三大关键词。 　　入朱学东之眼，2012年文化领域里面，第一关键词当属“诺贝尔奖”。“关于诺贝尔奖，讨论很多，诸如中国到底谁获得诺贝尔奖，还有谁被提名过很多争议，我们还预测谁能获得下一个。这种讨论很有意思。在我看来，任何一个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都会恭喜——尽管我看小说看得很少，也是恭喜。毕竟这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开辟了一条路径。“它带动了一些文学作品的销售。当然，不仅带动了文学作品的销售，还会带动其他很多方面。” 　　第二关键词，朱学东毫不犹豫地给了“方韩大战”。“我一直是一个旁观者，无意间被卷入，从来没有真正上去打这场战争，没有任何意义。但我做了一篇文章叫《有话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不好好说，就没有有效交流，也不可能构建我们的理想社会。如果每个人都用很极端的方式做一些事情，譬如，利用140字，或者社交平台上无法完成充分表达的东西，来做过分的对抗性表达，它伤害的不仅是你的对手，同时伤害着自己，也伤害着我们应该累积的向上的力量。” 　　在社交化媒体平台，打这样的大战，最大的后果，是导致知识阶层的分裂。分裂这个东西是非常残酷的，让兄弟反目，让饭局不能好好吃。 　　第三个关键词，朱学东献给了“幸福”。“中央电视台问，你幸福吗？莫言说，我也买不起房；人家说，我姓崔。中央电视台在新闻里播幸福吗，这是非常罕见的。尤其是能够把姓崔、不理你、知道但不告诉你等等情绪和状态在新闻节目里播出来，这在2012年的中国是一件大事。可能有人认为，我说的过于夸大了，但回头想想，中央电视台往常播什么，你就会明白，这些能够播出来，实属不易。 　　朱学东称，央视的“幸福”之问，让他联想起一位波兰导演，在作品《红白蓝》中，有类似呈现。“他在波兰首都大街上问了大概40多位波兰民众——从生命之初的孩童，到七八十岁的老人，问什么呢？第一你是谁，第二你最害怕的是什么，第三个你最期待的是什么。” 展望2013：点滴改变，从我做起 　　对已经到来的2013年，雷颐表示，“2013年，如果没有什么突发性事件，会是比较平稳的一年。”学者吴稼祥则表示了对钓鱼岛事件的担忧。对此，雷颐也深以为然。“我最担心的，钓鱼岛事件千万别失控，以免把中日两国拖入战争之中。战争造成的民族精神创伤，无论于日本还是中国，是很难修复的。哪怕是引发了擦枪走火的小规模冲突，都很容易使两个国家的民间情绪陷入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回望中国历史，好几次启蒙，都为战争危机所打乱。这是很让人揪心的。” 　　吴稼祥称，“我最期待的，是我们这个国家，从上到下，都不要过于着急。我期待，缓解腐败，缩小贫富差距，让弱势群体生活改善，在民营经济的发展上给予更多支持，有一些更好的政策，以缓解社会矛盾。现在，我们看到有不少好的苗头出现，比如说领导人提到户籍制度改革、劳改制度提请人大审议改革或者废止、土地出让金有所提高等等，都是朝着增加个人自由、增加公民权平等的方向在推进。有这样一个方向，再辅之一些踏踏实实的措施， 2013年定能平稳渡过。有了平和的心态，明年可能会考虑一些更加长远的改革事宜。” 　　朱学东表示，在新的一年，如何控制“突发性事件”，国家层面，需要大智慧，需要更高的视野，更开阔的胸怀，和历史的眼光。对个体而言，“我们就做好自己，在家里做好儿子，好父亲，到单位上做记者的就写好文章。”“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某种程度上是放一点权利、让老百姓自己对自己的权利做判断的历史，结果这个国家大变样。农民有农民的价值判断，工人有工人的价值判断，知识分子有读书人的判断。没有普罗米修斯，没有上帝，没有君王，我们自己对自己有判断。譬如，我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父亲，我知道如何做一个好儿子。这样的变化是我们所期待的。我特别怕巨变。像微生物一样的变化，一点点一点点的变化，是震荡最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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