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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想要的不只是活下来

http://www.CRNTT.com   2013-08-13 14:35:07

怀旧者大量存在。在得知《卫报》将缩减印刷版业务的消息后，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专门撰文，捍卫传统媒体的存在价值。“如果你们停掉这个以油墨与纸浆为载体、承载着历史的印刷版报纸，那将是一场国家灾难。你不可能用‘在线’的方式还原新闻纸上的内容，互联网上充斥着色情与废话，我们需要在书报亭里看到智慧，我们需要在地铁里拿着报纸沉思。”但不管这个呼吁显得多么动人，恐怕过不了多久，我们就会见证《卫报》彻底告别油墨与纸浆。 　　在将来，一定会有这样的时分到来：所有的报刊都停止纸版印刷，只出数字版。然而，没有人知道这个将来会在什么时候到来；也没人清楚当那一天真正到来的时候，还有哪些报纸和杂志会存在。当然这也不只是报纸和杂志的故事，在网上到处流传的视频显然也已经极大影响了电视台，不过那是一个需要另外讲述的故事。 　　《卫报》已经走在关掉印刷机的路上。它提出了“数字化优先”（digital first）战略，它的高管甚至说，数字版的可持续性商业模式将成为“《卫报》的使命”。《卫报》的经营负责人亚当.弗里曼称，“数字化优先”战略将把传统记者和免费工作的热情公民的努力结合起来，奔向“新闻的开放性未来”。 　　弗里曼说道：“像许多产业一样，报业是偶然开始的，印刷机发明出来，我们用那种方式分发新闻。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必须做到数字化优先。比起关心平台来，我们更关心如何讲述新闻。”《卫报》致力于开拓网络所赋予的机会来传播所谓的“开放”新闻（"open" journalism）。《卫报》长期的主编艾伦.鲁斯布里奇用一连串排比诠释了什么叫做“开放”新闻。“旅游版在寻找对柏林了如指掌的一千人。环境团队试图扩大环境报道的范围、权威性和深度。国际报道组想要收获尽可能多的来自阿拉伯的声音，以帮助报道和解释那场春天的革命。体育编辑在想怎样才能更好地报道竞逐世界杯的32个国家球队。评论编辑希望拓宽辩论的光谱，从政治思想家到科学家到神学家到律师⋯⋯这家报纸正在超越一家报纸的界限。记者发现自己能够呈现更完整的画面。” 　　我特别关注弗里曼的这个说法：报业是偶然开始的。我们如此习惯于由大型报纸和电视网构成的“大众媒体”世界，以至于将其看做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大众媒体会不会只是历史上的一个异常现象呢？哈佛尼曼新闻实验室的李.汉弗莱通过对信件、日记和其他前数字时代的表达手段的研究发现，如果放眼一段更长的历史时期，单向的、广播式的“大众媒体”并不是标准现象，相反，人际的、多方向的沟通才是主流——就像现在的博客、Twitter和Facebook一样。媒体从来就是个人化的和社会性的。换言之，当我们以为自己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沟通方式时，我们其实是在重返过去。 　　汤姆.斯丹达奇在《经济学人》杂志上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数字媒体的本质的文章，认为社交媒体和所谓的“网络化新闻”（networked journalism）的互联性映射了报纸被发明之前的媒体的运作方式，那时，地方的小酒馆和咖啡屋扮演着信息生态系统的中心角色。在他看来，大众媒体只是历史的一个“插入语”。今天，在我们重返媒体未来的时候，会出现一系列利用媒体系统的网络化、社会化和小规模生态圈的特性而发展自身的新实体，比如已经拥有坚实基础的新媒体《赫芬顿邮报》，又如很多人寄望能华丽转身的《纽约时报》。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家对于硅谷新贵贝索斯究竟会把《华盛顿邮报》带向何方充满期待。因为只有创新的新实体，而不是旧媒体，才能决定新闻的未来，尽管新闻纸（newspaper）可能注定是没有未来的。在一种非常真切的语境下，新闻人的确既生活在最好的时代，也生活在最坏的时代。 　　不过说到新闻的未来，更有意思的是《卫报》的弗里曼的这样一段话：“它将是在报社大楼内的记者同大楼外的专才之间的一种协作⋯⋯他们是专才，因为他们和记者一样关心那些话题。他们不必是教授。”而我的朋友、纽约的新闻学教授杰夫.贾维斯在评论贝索斯收购《华盛顿邮报》时和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可以预期很多人会欣喜若狂，因为贝索斯懂得如何卖东西。毫无疑问，他当然知道怎样打造付费墙。可我不认为那是他的关键价值。贝索斯的核心能力是打造关系。作为新闻业者，我们必须停止把自己视为一种叫做内容的大众化商品的生产者，而开始认识到，我们身处某种服务业，其产出是知情的个体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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