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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如何赢得新一波开放政策?

http://www.CRNTT.com   2013-11-12 09:00:36  


 
  中国开放的第二波是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无疑,在这一波里,上海是最成功的。除了中央层面在政治上的大力支持外,上海所拥有的众多政治和经济人才是主要因素。无论是深圳和上海,两地都能根据本地所具有的地缘经济情况而设计发展路径。除了深圳和上海,在过去的20多年里,也不断有开放区和实验区建设,但表现都不是那么令人鼓舞,甚至也有失败的案例。很多开发区没有远见,没有顶层设计,大多是一些基础设施建设罢了。实际上,开发区往往成为地方领导人的开发项目,也就是地方领导人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项目。他们只追求地方短期利益追,没有大局概念,不能把地方的发展和整个国家的发展结合起来。很多开发区甚至连本地所面临的地缘经济要素都没有考虑到,纯粹是领导人主观意志的产物。

  与领导力相关的第二个重要因素是体制创新。第一个层面的远见和顶层设计非常重要,但要把远见具体化转变成为政策的顶层设计,还有一个执行能力问题。如果没有执行能力,最好的顶层设计也会变成表面文章。如何强化执行力?这里最主要的是体制创新。特区不仅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更是一个体制概念。特区的体制如果和现存体制一个样,很难称其为特区,特区也很难特别起来。在成功的特区案例中,人们不难发现具有区别于现存体制的新体制,尤其是在经济体制方面。

体制创新平庸化的危险

  特区在制度创新方面的权利,不是一些保守和左派人士所说的“特权”,而是制度创新的责任。设立特区的本意就是要为整个国家、整个社会探索一条制度创新之路。很可惜的是,从整体上来说,特区在推动经济方面的功效,远比制度创新方面的功效大。特区的体制创新能力微弱,具有多方面的因素。首先,特区体制的最初设计存在问题。特区不是政治特区,这一点并没有错。但是特区的设计者并没有对体制设计做科学深入的研究,例如把政治、行政、社会、文化等不同方面的体制区分开来,确立它们之间的边界。特区不是政治特区,也就是特区的政治体制要和国家整体的政治体制保持一致,以保障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但是,这并不是说其他方面的体制,也必须和现存体制一模一样。没有对特区体制有足够的认识,在体制设计时便没有解放思想,体制创新的能力自然就受到限制。

  其次,即使在一些体制上原先有创新,但随着体制的运作,这些创新的方面逐渐消失,被现存体制所同化。从政治性比较强的体制领域,例如党政机构的设置、党政关系、政府层级到社会性比较强的体制领域,例如社会、文化组织等等方面,特区没有和现存体制有任何区别。特区本来就是新体制的试验,成功之后,需要推广到国家的其他地区和领域,但是现在则刚好相反,不是其他地区向特区“接轨”,反而是特区向其他地区“接轨”。再次,在特区发展过程中,意识到体制改革的重要性,一些特区,尤其是深圳,也不断推出了一些体制改革。但是体制改革从来就没有成功过。一旦体制改革的动议出现,最后往往演变成为一场意识形态之争。一旦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制度创新就变得不可能了。

  这也就是目前“特区不特”局面的原因。缺少强有力、具有创新精神的领导层,很快就使得特区演变成为一般城市或经济区域。特区创始之时,往往出现具有远见和顶层设计能力的领导者,但一旦建立起来,政治变得平庸起来,成为国家日常政治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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