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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图为习近平、李克强等在主席台上。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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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社北京11月21日讯/学者邱道隆今天撰文《中国再造强势中央》表示,中国强势中央的再现,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将有利于中国突破改革的关口,但这绝不意味着强人政治能够再现,而中国的强势中央能否真正顺利推动改革,变革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还需拭目以待。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公报中,宣布组建“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两个高级别的协调机构,以确保全面深化改革和维护国家内外安全所需要的执行力和协调能力,被认为是中国中央再度集权和打造强势中央的举措;随后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简称《决定》)中,亦都凸显了“政治集权”和“经济放权”的影子。在中国改革进入到深水区之际,中共试图借助政治上的集权来重塑已经羸弱的中央权力,将改革的主动权掌握在手中,全盘掌握和控制改革的方向、力度和步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中央收权和放权,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断交替使用,每一次都显示出不完全相同的特征。
毛泽东、邓小平等分别在20世纪50年代中、60年代中、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进行过四次放权。由于毛泽东和邓小平个人的权力掌控力和个人政治威望,这一时期的强中央被认为是“强人中央”,中央的权威是不言自明的事实,即便是在1990年代初中央财力衰弱的情况下,“强人中央”的地位在政治上也难以受到挑战。在江泽民当选中共总书记时,邓小平担忧强人中央迅速向集体领导制中央的转换,将引发领导权威的削弱,遂提出第三代领导集体要有一个“核心”,那就是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江泽民在上台之初,权力基础薄弱,经过一番努力才巩固了“核心”地位,加上时任总理朱镕基的强势,第三代领导层顺利完成了从“强人中央”向“强势中央”的过渡。在胡温接掌中央大权以后,受到党内派系、利益集团和集体领导制下常委各司其责等各种因素的束缚,“政令不出中南海”的现象愈发严重,改革措施举步维艰,“强势中央”在名义上依然倍享尊荣,但是“弱势中央”的迹象已经愈发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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