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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新常态”

http://www.CRNTT.com   2014-08-02 09:57:03

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现实背景 　　文章指出，中国经济正从中等人均收入水平国家向中高收入国家迈进、同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转折时期，旧常态增长模式难以为继。旧常态的高增长，是不平衡式的增长，是以GDP为中心、以投资为主导、对技术进步重视不足的粗放式增长。所谓以投资为主导，实则是通过人为政策刺激而实现的增长，因而，在旧常态中，自觉或不自觉地走上违背经济规律和资源环境约束的、不可持续的增长，也就不足为怪了。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必然促使经济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并且实现与之对应的新常态。 　　在旧常态日渐暴露其不可持续的结构性矛盾之时，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开始出现了下降。一般而言，决定潜在增长率的因素主要有技术与生产率 、资本增长率和人口结构与劳动供给。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首先是因为中国人口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速度逐年减慢，并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开始绝对减少。相反，人口抚养比则由下降转为提高。而人口结构的变化，也不可避免地导致中国国民储蓄率将趋于下降，使得依靠投资主导的增长模式难以获得有效的资本供给。与此同时，技术进步又是非常缓慢的过程；在投资率本已处于畸高水平、且资本存量已大幅增长的背景下，资本增长率趋于下降是必然结果。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速换挡新常态是经济发展变化所必然导致的供给面变化的结果，当然，也是政府政策取向变化使总需求主动适应潜在增长率的变化，进而使政策驱动总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下降的结果。从历史经验进一步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率只要能够保持在7%—8%之间，就是在其自身潜在供给能力上实现的增长。在这种状态下，既不会有严重的就业压力，也不会有难以承受的通胀。 　　就在中国人口结构变动导致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时候，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悄悄地兴起。技术进步始终是影响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之一。当下正在兴起的技术革命便是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Rifkin《第三次工业革命》中认为，互联网技术和可再生能源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基础。与Rifkin侧重于能源技术革命不同，《经济学人》2012年4月21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封面文章则聚焦于3D打印技术和数字化制造，将“第三次工业革命”界定为以数字化制造与新型材料的应用为标志的工业革命。主要标志之一是3D打印技术和工艺。3D打印机是按设计好的数字模型，用各种材料，以叠加工艺“打印”出各种最终产品，整个“打印”过程无需人工参与，所需原材料只有传统生产方式的1/10，能源消耗也远低于传统的工厂式生产。这使得企业只提供数字化模型，用户和代理商可用3D打印机将产品“打印”出来，工厂、制造业工人将越来越少。 　　标志之二是工业机器人。2006年，《福布斯》就曾预言，当工业机器人性能趋于成熟、稳定和易用时，制造业会出现工业机器人替代工人的浪潮。机器人发展已进入多方面应用的阶段，包括运用在医疗手术和制造业。例如，美国佐治亚州的一家服装技术公司推出“机器人裁缝”，生产线上将看不到工人。据称，这项技术革新，能彻底让“美国制造”打败“中国制造”。美国可望扭转每年用1000亿美元逆差从中国、越南等地进口服装的局面。创始人迪克森说，“自动化机器能让手机、电脑和电视的生产重返美国”。人工智能、机器人和数字化制造促成的新型产业革命，华盛顿邮报甚至据此说：“美国的机器人不久就可以直接和中国劳工竞争”。 　　无论如何，第三次工业革命使制造业对于工人的依存度会大幅下降，制度业中的劳动力成本也会随之而大幅度降低，制造不再与工厂、工人密不可分，它不仅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且也将改变生产的组织形态。直接生产领域中几乎看不到人影了，将基本上由数字化自动生产，使得国际分工不再主要取决于劳动力成本，即便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也可能向资本密集型转化。进而新兴市场劳动力的比较优势趋于消失，不仅会遏制发达国家的制造业空心，而且会反过来让缺乏自主创新和创意的新兴市场制造业空心化。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技术为基础，以大规模定制和个性化制造为特点的工业革命，从根本上解决了传统制造技术下新产品开发周期、产能利用、成本、产品性能、个性化需求等之间的冲突，实现制造的综合优化，产品质量大幅提升。因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将重新诠释产品竞争力的内涵，并从根本上改变竞争力所依赖的资源基础和要素结构，最终影响各国在全球工业体系中的分工地位和现实利益。世界经济格局和全球产业版图将因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深入而发生巨变。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很有可能在制造业中再度领先，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制造业会失去优势。无疑，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中国经济转向新常态的第三个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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