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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开煌：以一国两制原旨解京港焦虑

http://www.CRNTT.com   2014-09-11 00:26:10

以“一国两制”的原旨解北京、香港的焦虑 　　香港回归已经十七年了，对北京、对香港而言，双方都跨过相互小心翼翼的礼貌阶段，而进入“视为当然”的阶段，在此一阶段北京和香港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就被突显而且会因为视为“当然”，而加深了彼此的矛盾与冲突。 　　对北京而言，北京会发现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发展似乎遭遇到空前的挑战和强大的阻力，外在环境日趋复杂。许多国家都对中国大陆采取了多手策略，意图破坏中共想把握的和平战略机遇期，迟滞中国的崛起，所以形成了中国崛起速度，与中国的麻烦遭遇成正比。同时中共领导人解决内部矛盾的有效性，也和周围国家和地区的挑衅成正比，这样的结构变化，或少冲击到北京解决台、港、维、藏这一层次问题时心理的淡定性。从这一层次来看待“白皮书”，应该说，北京还是很克制的。前面说陆港关系已经进入“视为当然”期，因此，北京对香港部分激烈人士的挑衅，会认定是“里通外国，演变中国”，不体会大局，欠缺民族大义的严重错误，而白皮书的叙事方式，基本仍以说法、说理为主，然而，还是掩不住内心的焦虑感。 　　对香港而言，香港的焦虑在经济上冲突性的繁荣、社会上矛盾性依赖和战略上未来性的迷失。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香港以往的荣景是建立在自由、法治的统治下，成为华人社会一个独立的地区，而今日的繁荣主要是依靠中国大陆的扶持。此一繁荣的物质基础，表现在社会层面一种无法拒绝中国大陆的施惠。特别是在可预见的未来，香港不仅无法摆脱类似的依赖，而且对比大陆的深圳、广州和上海，香港的优势不断地消失，大陆的产品已经不需要香港这个“前店”的服务，在金融业的经营上，又开始遭逢上海，这个老对手。除此之外，香港长期以来没有国家意识，反共价值和轻视中国大陆的基本心态，如今都必须重新调整，难免存在调适快慢，或且不能适应的问题。如果香港在全球化的竞争下，没有办法寻找真正位置，与广州、上海作出区隔，支持香港未来的繁荣与发展，则香港实行“一国两制”的物质基础有越来越弱化的现象。香港对此感到焦虑，从而企图在政治上强化“两制”差异，突显香港的自主性。然而香港的激进人士将“行政层级”的“一国两制”，上升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层级的抗争，在本质上就夸大了“一国两制”的解释，有些人甚至挟洋自重，自然不可能得到北京的回应。 　　其实北京是“一国两制”的原创者，北京对“一国两制”的关心程度必然不低于香港，然而北京对香港的关心，应该不能只停在回归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层次。因为维持香港的繁荣发展，不一定需要“一国两制”，但是香港如何在“一国两制”下，展现自己的生命活力，这才是北京真正应该关心的层次，。换言之，北京在面子和里子都打败西方“香港已死”（The end of HongKong）的预言之后，应该将注意力转到“一国两制”作为一种国家学理下，创新的制度，“一国两制”如何真正展现其制度的生命力。 　　“一国两制”之所以可能延长的生命力，是因为源于她是从中国自身的行政文化中，所形成的可能性。在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中，是以天下为对象，所以对于统治不同文化，不同地区的人民，原本就有“因俗而治”“因民而治”“羁縻之制”种种办法，以体现“和而不同”“统而不一”的治理艺术。当然当今的情势、形势和传统中国的统治大大不同，而内在精神依然相通。如今的香港如果能协助北京，使得“一国两制”从政策升级成为制度，所谓“制度”从现代国家的角度来看，首先有法律的依据，包括宪法、基本法的保障，又为近廿年的经验积累，形成一套运作规范。如果再能加上，着眼2047之后，“两制”之间继续互补的机制，例如，香港和上海之间，打造新型的都会论坛，建立深度而多元合作的关系，共同打造亚洲金融中心；香港和广州、深圳等串联为全新的大都会联盟体共谋解决区域发展问题。由于彼此的制度不同，区位不同，资源不同，与外在的联系也不同，因此这样的合作、联盟不仅不可能真正趋同，反而因为合作与联盟，其差异将更为突出。这才使得彼此般合作和结盟更为巩固与牢靠，需要使关系更亲密；反之，如果合作的、结盟的城市因为彼此的合作，而越来越趋同，则合作的城市之间就有可能从互补变成竞争。对香港而言，城市的合作、联盟是面对全球化，提升自我竞争力的重要方法，有了竞争力，自然增加了“一国两制”的稳定性。是以，香港精英对“一国两制”的焦虑可以理解，但是问题的解决恰恰不是向北京挑战而能争得什么，而是香港能与内地城市合作时，自己有些什么，才是问题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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