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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激进化政治及其结果 | |
http://www.CRNTT.com 2014-09-23 09:43:04 |
可以借用刚出版的三本涉及激进政治的书来讨论这个问题。第一本是著名马克思或者左派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碎片时光:20世纪的文化与社会》(Fractured Times: Culture and Socie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另两本是反思东欧共产主义解体后的政治状况,包括前捷克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的好友米切尼克(Adam Michnik)所着的《历史的麻烦:道德、革命与反革命》(The Trouble with History: Moralit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和另一个学者马蒂雅(Elzbieta Matynia)所编的《一个异乎寻常的时代:哈维尔与米切尼克的对话》(An Uncanny Era: Conversations Between Vaclav Havel & Adam Michnik)。 霍布斯鲍姆是上世纪到本世纪初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两年前以95岁的高龄去世,本书是他去世之后出版的集子。他经历了共产主义革命和西方的各种变革,最有资格来反思他那个时代。这本书和他的其他学术性历史著作不一样,表述的更多的是他对他那个时代政治的看法和反思。霍布斯鲍姆本身是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一生享受着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同时他一生中也非常同情甚至支持共产主义,包括斯大林版本的共产主义社会的乌托邦理想,对斯大林的激进政治(包括大清洗)抱理解的态度。他不相信西方由少数精英主导的政治能够持续下去,因此认为苏联式的大众政治是一个出路。不过,苏联和东欧共产主义的解体,表明苏联式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破灭。另一方面,尽管霍布斯鲍姆享受着西方精英资产阶级的文化,但对此也是非常不满,而倾心于平民文化。不过,他也深切感受到西方大众消费文化的痛楚,因为大众文化的出现,使得其一直享受的精英文化迅速消失。 激进政治造成相反结局 霍布斯鲍姆既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公共知识分子。他从自身个体政治价值和文化偏好的角度,对各种变革进行了反思,使得抽象的政治变得非常具体,展示了人们在生活和理想之间的矛盾。从他的反思中,有几点非常值得注意。第一,知识分子或许可以超越其自身的利益,去关心所处的社会利益,甚至人类的利益。第二,对总体现实的不满往往促成知识分子去构建乌托邦。第三,知识分子的“知识”可以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社会的发展进程并非“知识”所能控制和影响的,激进政治的结局往往和知识分子所构想的相反。 尽管霍布斯鲍姆也参加一些社会政治活动,但他主要的身份还是知识分子。哈维尔和米切尼克则曾经是捷克和东欧的风云政治人物,被视为在推翻苏联集团和结束冷战过程中的英雄,尽管他们也曾经是知识分子。 可以把有关他们的这两本书,视为是他们对革命之后革命家这个群体的现身说法,也是从个体的层面来看宏观革命。法国作家托克维尔曾经论述革命之后的变化,革命是换汤不换药,制度和秩序形式变化了,但大部分内容依旧。但是,对革命家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 如果革命失败,事情就会很明朗,革命家要不流放或者出逃,要不坐牢,要不被牺牲。但如果革命成功了,事情就变得复杂一些。一般的情况是,往日亲密的战友变成了势不两立的敌人,一边是坚持革命理想的职业激进主义者,一边则成了新的掌权者,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改变不了现状。当然,也会出现一些能够改变现状的革命家。 不过,从哈维尔和米切尼克对往日的政治异见者,在革命成功之后状况的细数,情况似乎更加复杂。对大部分参加革命的人来说,抗议和革命只是生命中的短暂时光,革命后他们就回到了正常的生活。少数革命家则变成了职业政治家,成为总统、总理或者担任国家的重要职务。不过,他们中的很多就像花瓶中的花那样,被供奉在国家政治的顶端,供人们欣赏和崇拜,实际上什么也做不了,国家政治除了形式的变化,其他也一切如常。有些革命家在革命后,对革命的理想不再幻想,甚至破灭,因为革命并没有能够为他们带来所希望的变化。更有一些革命家,在幻想破灭之后,甚至变成了疯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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