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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外交“零回报”案例引发的冷思考

http://www.CRNTT.com   2015-03-09 12:12:32  


 
  经济外交的利弊

  基本上,经济外交是用更多“萝卜”,更少“大棒”的策略。它一直是国家整体外交政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重商主义(Mercantilism)在16世纪大行其道的时候,对一些欧洲国家来说是正当的外交手段,也是正当的目的。因此有“贸易追随国旗”的口号,而殖民主义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取得金银和原材料。在今天的全球化现代经济,可用在外交上的经济工具大增,包括贸易、经济援助和无偿贷款、对外直接投资和技术转移。使用这些工具的方法也更为高明。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的外交向来根植于中国概念的“世界秩序”。它不是建立在平等,而是等级制度的基础上。中国朝廷和周边“蛮邦”建立了朝贡关系。在处理这种以中国为中心的区域秩序时,按基辛格所说,中国朝廷“所采取的外交手段是非常务实的”,包括公开压迫和公开贿赂。哈佛大学历史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也认为,朝贡使团都是掩饰贸易的借口”。也就是说,经济外交在帝制时代的中国已经非常普遍了。

  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是政治和意识形态挂帅。贸易、体育和文化交流全都是为国家的整体外交目标服务。因此,当中国和马来亚(马来西亚)的关系于1960年代闹僵时,北京立刻停止向吉隆坡购买橡胶,转而向锡兰(斯里兰卡)进口更昂贵但品质较差的品种。在1980年代,为了回报菲律宾总统马可斯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中国向菲律宾提供“友谊价格”(远低于世界市场价格)的石油。中国也给泰国同样的待遇。

  毛泽东时期最具争议性的经济外交,是在中国“一穷二白”的时候,于1970年代初期耗费5亿美元,兴建长达1860公里的坦赞铁路(Tanzania-Zambia Railway)。除了争取多一些非洲国家投票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项目并没有为中国带来什么实质的政治和商业利益。结果,它成了中国过度使用经济外交,取得几乎“零回报”的典型例子。

  邓小平在1978年开始推行经济改革时,他的外交政策路线一开始便很务实,即集中让中国成为或恢复它在各国际组织的成员国身份。首先是世界银行和IMF(1980年),最终是世界贸易组织(2001年)。开始时中国是这些机构的主要受惠者,后来也成为积极的参与者。

  在区域经济外交上,战后日本是中国的借镜。像日本一样,中国在区域没有话语权和强大政治和制度上的影响力,必须先把精力放在开拓市场,然后收购区域的天然资源和原材料。

  中国总理朱镕基于2000年倡议建立中国-东盟(亚细安)自由贸易区,即首个“东盟+1”的最大区域贸易机制。这个自贸区在2010年开始实行,双边贸易于2014年达到5000亿美元。中国也启动100亿美元的中国-亚细安投资合作基金,深化同个别亚细安成员国的经济合作。最近,中国把焦点放在有16个成员国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协定虽然以亚细安为中心,却主要是由中国所推动。

  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和快速扩大的外部顺差,中国成为世界上日益重要的资金盈余国,尤其是在2014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开始超越进入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高达1400亿美元,是目前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中国公开表示,自己有能力在金融和技术上为新兴经济体建设基础设施(如其高铁)。近年,中国也大幅扩大了其对外经济援助计划。在2010年至2012年期间,中国为非洲和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140亿美元的援助(主要是津贴和免息贷款)。和传统的经济援助国家如OECD比较,中国目前的拨款还是很少。但中国很快便会迎头赶上,而目前许多OECD国家本身已陷入财政赤字。总而言之,像以前的西方列强和日本一样,中国目前正积极使用所有主要的传统经济外交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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