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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民:承认衰退是复苏第一步

http://www.CRNTT.com   2015-05-04 08:21:24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
  中评社北京5月4日电/2014年,中国GDP同比增长7.4%,这个增速是1990年以来的新低。事实上,从2014年下半年开始,政府“保增长”措施的出台密度已在不断加大。从对小微企业的“定向宽松”,到央行的降准和降息,再到股市各种“托市”政策的出台,以及3月底松动的二套房首付限制,种种迹象已表明,中国正在和经济进一步下行的风险展开战斗。

  一直以来,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必须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必须扶持高新产业搞转型升级,必须把利率保持在适当高点以遏制通胀和地产泡沫。但是,如果联系改革开放30多年政经沿革、中国经济的固有禀赋,以及当下的经济下行的风险,这些充满“政治正确”的策略或许有进一步商榷的余地。为此,《南风窗》杂志专访了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教授。文章内容如下。

  消费拉不动中国经济

  问:这些年,很多经济学家都会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一定要从投资拉动转变到消费拉动,特别是要扩大内需。但你却一直坚持认为,中国不能靠消费拉动,为什么?

  华民:一个基本的经济学逻辑都被很多人弄错了,消费是经济增长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没有经济增长便没有收入来源,怎么会有消费能力?不能把因果关系颠倒。最近一些数据已经显示,随着中国经济的下行,居民消费一直在下降,哪里还能靠它来拉动经济增长?

  那么,消费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从微观的角度来讲,消费是由人们的恒久性收入即固定收入来决定的,恒久性收入第一是工资,第二是租金,比如你有两套房子,一套自住,一套出租。在中国,有租金来源的人不会超过几千万,把他们去掉,那么大部分人还是靠工资。现在,中国民企工资的年增长率大概10%左右,总消费增长也只有10%左右,不可能有工资突然拉升的奇迹。因此,只要中国的劳动生产率不提高,就业机会不增多,经济增速继续下行,收入水平下滑,消费还会进一步疲软。

  从宏观角度来讲,一个国家的消费占GDP的比重是农民占总人口的比重来决定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后者的比重约为2%,而这2%也不是严格意义的农民,而是农场主。这样的人口结构,其消费占GDP的比重自然就高。中国至少还有5至6亿的农村居民,即便其中有1亿多未计入统计的流动人口在城市务工,中国也至少有3至4亿人口没有固定工资收入来源。从消费函数来讲,作为非工资劳动者,他们的消费能力很低,更倾向于自给自足。但是,不少人只关注数据,而不关注背后的原因,看到中国消费占GDP的比重低于美国,便认为中国有问题,要用政策去刺激。

  问:之前,政府搞过家电、汽车等领域购买补贴政策,还通过颁布新《劳动法》等手段提高劳动者的工资。用“看得见的手”提高人们收入或者刺激消费欲望,这条路看起来对拉动消费也有不错的效果,怎么看?

  华民:政府要推动消费,可以做的一是补贴,二是加工资,但补贴是一次性的,那么就剩下加工资一条路。但在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的前提下,加工资会产生两个负面效果:一是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二是会增加失业,也自然会影响消费。因此,通过加工资来刺激消费,这绝对是不可行的政策,会对中国的实体经济造成严重伤害。

  从国际经验来看,凡是靠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国家都没好下场,最典型的就是南欧国家。美国算是一个例外,但这和美元的全球地位有关。1950年以前,美国也靠生产和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但在20世纪后半叶,美国改变了这个路径,逐渐走上以消费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道路。这个时间,分期付款,信用卡、抵押债券等金融工具全被美国人创造出来,这导致了资源的错配,资源从生产创新领域配置到了消费领域,美国的增长率便出现了下降。到1970年代,美国从全球最大债权国家变成最大债务国,金本位崩溃后,美国便通过发钞来维持消费,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次贷危机便和这个模式有很大关系。

  但关键在于,美国是“全球发钞国”,美元是全球第一储备货币,他们可以这么做,但中国不行。目前,还很少有人把人民币作国际储备货币,不能作储备就意味着发行的货币要进入流通,进入流通就要推动物价,最后是通货膨胀,这对提升消费没有作用。因此,美国的“例外”并不适用于中国。

  “产业扶持”误了相关产业

  问:你一直在强调一个根本问题,即一国经济增长最根本动力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些年,政府其实也一直在谈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的问题,各种扶持措施不断出台,一些企业真的拿到了不少钱。这条路是不是有问题?

  华民: “产业扶持”多半都有问题,政府真正应该做的是要帮企业突破“供给约束”。什么是“供给约束”?很简单,劳动力市场存在劳动力供给的约束,企业找训练有素的技工和工程师找不到,因为政府把职业教育全办成了大学;金融市场的供给约束更多,民企融资融不到,上市上不了,没钱做并购。这些约束不解决的后果是,中国经济在增长,全球市场也在扩张,但中国企业不是由小变大,而是数量不断增加,大家恶性竞争,冒出来的好企业屈指可数,而且它们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

  一个国家的产业发展,不是政府政策可以控制的,而是由两个因素决定。从宏观上来讲是禀赋约束,比方说,这个国家是工程师多还是农民工多,这决定了其在国际竞争中做什么产业才有利可图。第二是微观层面的,即企业能在什么条件下从事生产和创新。比如,企业想从低端制造转向中间品生产,或者从中间品生产转向高端生产的时候,那么它能不能找到合格的劳动力,政府在这方面是否为企业做好了准备?

  工业化以来,主要西方国家的生产函数曲线是连续往上的,但中国是一条断裂的生产函数。中国企业要从低端产品向中间品升级的时候,面临一道悬崖过不去,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好的职业教育。而从中间品生产进入高科技研发的过程,我们再次面临一个悬崖,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合格的工程师。所以,中国的生产函数是非连续性的、断裂的,我们只能在低端环节重复工作。现在,政府好像每天在制定产业政策,但并没有为企业生产函数的调整提供足够的、有价值的服务。

  问:不少后发国家和经济体,其实都搞过类似的产业扶持计划,比如日本、韩国等都大力扶持过半导体产业,对这种产业扶持政策,你怎么看?

  华民:可以举一个相反的例子。1980年代,美国曾大力扶持半导体产业,但最后,美国发展最好的产业却不是半导体这样的硬件,而是操作系统和软件。这是市场的选择,所以才诞生了微软这样的公司。市场的选择是最理性的,再后来的苹果公司就是一个典型。在苹果看来,半导体产业日本已领先10年,还去搞它干什么,只要把日本的半导体变成苹果手机里的一个零配件就行。最终,日本的半导体成为美国制造业的“原材料”,美国人不战而胜,日本企业为美国公司打工。

  实际上,从日本、欧洲到美国,乃至中国,政府所有产业政策基本上都是失败的,产业政策无一例外都选中弱者,因为没有竞争力的企业才会找政府要补贴。更严重的是,政府鼓励搞这个,不鼓励搞那个,这样的“产业扶持”政策其效果等同于“产业紧缩”政策。从2004和2005年开始,政府一直在讲“调结构”,结果是这10年以来,中国的实体经济一直在紧缩,最后是虚拟经济不断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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