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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知甫:父亲龙瑛宗台湾光复前后的文学轨迹

http://www.CRNTT.com   2015-10-31 00:07:01  


 
  刘知甫提到,虽然我与父亲在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六十个寒暑,父子之间却很少有促膝长谈的机会,因为父亲孤独沉默,一辈子的时间阅读多于言语。从小体弱多病的父亲,对死亡有特殊的敏感性。他特别对因肺病而只活二十六岁的英国浪漫派诗人济慈的诗,抱着高度的共鸣感,意识到死神夺取他的生命以前,要迫切地燃烧文学的蜡烛留下文学作品。父亲遗留文学作品集结《龙瑛宗全集》的问世,即是父亲毕生从幻想与读书过程中付出血汗的结晶,作为留给后代子孙的经典创作;对我而言,它也是赓续父子之间未尽的另类促膝长谈。另一方面我也可以从父亲的全集里,窥探他思想的脉络。
 
  刘知甫表示,时代滚轮不停滑动变迁,有人说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所以时代有变迁、有进化,则文学也因之而变迁、而进化。有人说创造是艺术的全部,而文学是艺术的一分子,所以创造之于文学是相当重要。每一个时代有每一个时代的色彩,文学之好坏不是在字句之间,而是在创造力之强弱。

  20世纪是战争频繁的时代,而被殖民地化的人民被帝国主义侵略,为了不甘受压迫,用各种方法抵抗统治者的压制。刘知甫提到,抵抗文学遂被认为是爱国主义的象征,这种反抗精神在当时确实是具有建设性的表现手段,有鼓舞被压迫者抵抗意识的作用。因此,抵抗文学很容易得到大众的共鸣,甚至作者会受到很高的评价。抗日期间,中国抗战文学也就占了很重要的地位。

  殖民地时代的台湾,文学家只能用日本语发表文学作品,台湾人作者写的抵抗文学也备受瞩目。刘知甫强调,反观龙瑛宗在日本帝国强权下,背负茫茫黑暗的文化,侧身在日人作家主导的《文艺台湾》集团里,以阴柔抵抗作为文学抵抗精神,失意崩坏的人物,欠缺积极向上的精神,自我囚禁于腐坏的世界。以这种人物对照战云高涨的局势,正好构成极度的反讽。殖民政府的眼睛仔细检验父亲的作品,父亲也以忧郁眼睛反观那巨大的时代。父亲没有配合皇民化运动,也没有呼应战时体制,以“不合作主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者。由于世代的交替,殖民地文学也开始渐渐地走入世界文学的领域,相信龙瑛宗文学肯定会有新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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