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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是走出经济低谷惟一通道

http://www.CRNTT.com   2015-11-24 07:56:35

中评社北京11月24日电／经济增长率下降中伴随着的一系列现象，只能说明目前中国的经济下行，是因为存在着严重生产过剩，当次债危机打破了中国的外需引领增长过程，并显示出危机的长期化的时候，中国必须进行从外需主导增长向内需主导增长的经济转轨，而能引领这个转轨过程的只有城市化。 　　走出宏观认识的误区 　　国际金融报发表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王建文章表示，当前对宏观运行状态的最大争论，就是已经持续了四年的经济下行趋势，特别是去年以来的显着下滑，究竟是正常还是不正常。 　　认为是正常的人说，经济下行是动力转化，是结构升级，是增速换挡所带来的正常变化。因为中国人均收入已经超过7000美元，9%以上的高增长也已经持续了30多年，而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出现过这么长的高速增长期，所以高速增长期已经到了结束的时候，所以不用担心经济减速会导致宏观风险，更不是走向危机，而是当下行到一定水平后就会自然停下来，经济下行的底部应该是7%左右，是中速增长水平，所以当前的持续经济下行，是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速增长期的正常转换。这种认识，可叫作“中速增长理论”。 　　而持续的经济下行是在走向一场生产过剩危机。产业发展理论说明，在特定历史阶段内，使用要素最多从而提供产出最多的部门，与人均收入水平是有着明确对应关系的。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由农业、工业与服务业这三大产业构成，而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增长中的主导产业，也会发生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再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规律性变化。从工业化国家的历史经验看，经济增长从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的转移变化中，经济增长率是提升的，在工业化过程中，从轻工业主导向重化工业主导的转换，经济增长率也是提升的，而且提升得最为显着，只有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增长转换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率是降低的。 　　之所以坚决不能同意所谓的“中速增长理论”，是因为四个原因。 　　第一，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发展阶段转换的确会带来增长速度变化，但转换中出现减速，只出现在从工业主导增长向服务业主导增长这个特殊阶段。既然如此，那么有谁敢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工业化任务已经完成了？因为中国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农村户籍人口直到今天仍高达8.9亿，统计的城市人口虽然高达7.5亿，其中却有3亿常住人口是农民，所以真正的城市居民只有4.5亿。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直到今天，仍有3倍，这种情况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去年农民人均收入虽然已超万元，但同期剔除自新千年以来上升了60%的农村物价指数后，去年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只有6548元，按目前的汇率计算，也就刚过1000美元，这是城市人新千年之始的水平。而进入新千年以后的13年，中国经济进入了年均10%的高速增长期，也只是初步解决了4.5亿城市人口的生活现代化问题，如果中国的主体人口还在1000美元人均收入的水平，今后还会有8亿左右的农村人口要进城，中国经济怎么就会结束了高速增长期了呢？现在所说的产能过剩，都是对着总数不足5亿的城市人口需求所说的，拿过剩最显着的钢铁产业来说，虽然去年钢产量已超8亿吨，但人均刚刚超过600公斤，而发达国家都是人均1吨产能的时候才实现了工业化。所以，由于“中速增长理论”的隐含前提，是中国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而这与中国发展阶段的现实，是严重不符的。 　　第二，有人会说，你在前面已经说美国是在2500美元，欧、日在3000美元左右进入到服务业主导增长阶段，那么中国目前已经超7000美元，已是日欧上世纪70年代水平的翻番，为何不是已经完成工业化了呢？我们首先应该看到，中国目前的人均7000美元的收入水平，是按现价美元计算的，而战后70年平均，美国的通胀率年均超3%，即美元平均每十年会贬值30%，所以若按不变价计算，中国的人均GDP也就是刚超3000美元。更重要的是，抛开复杂的通胀因素，我们只看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因为发达国家在发生向服务业主导增长时代转换的时候，服务业产业就业比重都无一例外地超过了物质生产部门比重。中国的经济下行是发生在2011年，当年第三产业就业比重是35.7%，到2013年也只上升到38.5%，按过去两年的趋势推算，2014年可能也就刚刚超越40%，这样的就业结构，能证明中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完成期吗？ 　　第三，中国如果是正在从高速增长期向中速增长期的正常过渡，则经济指标的变化也应该处在正常状态，正像人从中年向老年过渡一样，如果是正常的生理变化，人不应该感到明显不适。但是过去四年的经济下行，尤其是在去年四季度，却表现出越来越显着的经济病症，如企业利润严重下跌，铁路货运量猛烈下跌，PPI显着下降，M1增长率显着放缓，发电量跌入历史低谷，以及产能利用率的持续大幅度下降，并低至西方市场经济爆发危机时的水平，所有这些指标变动方向，无一可证明中国经济目前是处在正常变化范畴，而是明确表现出生产过剩危机的特征，试问“中速增长理论”，能对这些变化给出合理的解释吗？ 　　第四，还有一种解释，叫“旧力已尽，新力未生”，是说由于中国经济处在结构升级期，相对于原有供给结构的消费需求已经消失，但新消费却因产业升级需要一个时期而不能满足，所以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增长在这个特定时期都会慢下来。初看起来这个解释似乎很有道理，但也实在不禁一驳。发展经济学说明，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均收入增长的结果，因为是收入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对技术复杂程度更高的产品的消费需求，在中国，最鲜明的例证就是在改革开放30年中，家庭耐用消费品从上世纪80年代百元单件级的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向家用电器等千元单件级，乃至新世纪初向住房与汽车等万元以上单件级的过渡。但是还是前面所说的道理，中国直到目前还有8亿人均收入1000美元的农村人口，他们的消费还停留在千元单件级阶段，而远没有进入到万元、十万元乃至百万元阶段。拿家庭汽车来说，2013年全国城镇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量为26辆，但即使在广东和浙江这样农村经济发达的省份，每百户农村居民拥有量也没超过10台。实际上，日韩等东亚发达经济体在完成工业化的时候，家庭汽车普及率都已超过50%，拿这个水平衡量，即便是当今的中国城市居民，也不能说已经到了消费水平足以带动产业结构出现新升级的时代。 　　显然，所谓“旧力已尽”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当中国仍有8亿农村人口住在主要建材是砖瓦木料，而不是钢筋水泥房中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说中国的钢铁、水泥、玻璃等建材工业已经严重过剩了呢？当几亿农民远离亲人在城市打工而头无片瓦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认为中国的房地产业已经严重过剩了呢？   　　以上四个方面，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看，都是站不住脚的，走不出这些认识误区，就不会有结构调整的主动性，经济下行就不会停止。 　　为什么只有城市化是出路 　　文章分析，为何城市化才是惟一出路？ 　　首先，不要指望外需会再度出现本世纪初到危机爆发前那样的高增长，下一步能够看到的，只能是危机的频繁爆发与长期化。从美国看，虽然2008年-2014年经济总共增长了8%，股市比2007年峰值高出28%，但直到2014年末，其制造业产出仍比2007年的峰值低14%，所以走的仍是危机前实体经济停滞而虚拟经济膨胀的老路，爆发新的危机就在眼前。 　　自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出口就一直在萎缩，新千年以来中国出口的平均年增长率是17.3%，2008年-2013年平均是10.6%，但去年只有6.1%。反映海运需求的BDI指数到今年2月初已跌破600，就是在次债危机爆发后的2008年，BDI指数也没有跌到过700以下。出现这种情况虽然有油价下跌影响，但也不能排除今年的世界贸易，可能会出现自次债危机以来的新一轮收缩。次债危机爆发后，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在跟着净出口率往下掉，2007年-2013年，中国的净出口率掉了6.2个百分点，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就从2007年的14.2%掉到7.7%，也是掉了6.5个百分点。由于外需下降又没有内需接替，过剩的矛盾当然就暴露了出来。 　　其次，在生产过剩的背景下，打开内需的惟一选择就不会是投资而是消费。虽然有人主张以投资开启内需，但2009年以来用投资开启内需的结果，是带来更严重的过剩，因此这种观点的声音也不强，虽然政府也在走用基础设施投资保增长的老路，但也是无奈之举，因为政府也很清楚，没有生产的增长，基础设施投资也走不远。那么就只剩下消费，又为什么必须用城市化来开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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