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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金融强国梦想的重要战略路径

http://www.CRNTT.com   2016-04-04 08:28:25

金融强国需要有“主权”公信力突出的国际货币作为支撑。 　　中评社北京4月4日电／当前，中国在历经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经济增速开始有所放缓，经济下行压力日渐加大。同时，需求侧管理政策的边际效应正逐渐减弱。中国政府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正积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金融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金融业的发展虽然迅速，但在涉及金融业的供给侧仍有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例如，在发展服务业贸易方面，中国金融服务业就大有可为。世界金融强国的金融服务业出口在全球服务业出口的比重高达20%以上，而中国这一比重仅为3%左右。促使金融部门成为可贸易部门，能够提升中国金融服务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进而带动服务业效率的提高。在国内居民资产配置需求方面，中国金融业能够供给的全球型资产还较少，随着居民金融需求的多元化增长，金融业还需要更高的开放程度和更国际化的视野。在应对老龄化问题上，金融业能够通过促进养老金融创新而有效服务于居民福利改善。在风险管理方面，金融业需进一步提升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能力和产品定价能力，有效分散非系统性风险，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空间。鉴于此，借鉴国际金融强国发展经验，结合中国金融发展实际情况，从“大金融”的视角给出了十条实现金融强国梦想的重要战略路径。 　　培育“主权”公信力突出的大国货币 　　上海证券报发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助理杨涛文章表示，金融强国需要有“主权”公信力突出的国际货币作为支撑。只有人民币在全球获得更加“强势”的地位，才能在国际金融竞争与合作中获得更多主动权。随着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出现，美元等强势货币在全球金融稳定中的责任承担出现弱化的趋势。同时，新兴经济体虽然综合影响力不断上升，但其相对货币地位在国际货币体系中依然弱势。这种局面为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提供了较好的发展空间。所谓“强势”，意味着人民币的自由使用或可兑换程度较高、汇率相对稳定、计价金融产品丰富等，也要求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与金融市场的重要“锚”之一。需要承认的是，虽然强势货币的形成更依赖于全球市场的认可与接受，但并不意味着货币所在国政府和货币当局难有作为。实际上，现代货币体系的竞争之本，在于不同货币背后的运行规则之争，进而彰显出其“主权”公信力的差异。因此，一是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更需要“练好内功”的基础性工作。如：适应国际化要求，推动金融市场体系、数据标准与国际接轨；促进汇率机制的改革，加快利率市场化并完善国债收益率曲线，通过推动国内金融深化，构建能够承载跨境资本流动的“蓄水池”。二是在人民币背后，构建一个行为理性和可预期、尊重市场的“主权”政策形象，从而使“主权”信用成为人民币稳健的支撑，而非引致波动性的来源。如：更好地应对“特里芬”难题，在为全球提供流动性与币值稳定之间达到平衡；加强汇率政策透明度，做好国内与国外政策目标权衡等。三是关注区块链技术，引领数字货币发展。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货币从来都是伴随着技术进步、经济活动发展而演化的。随着互联网以及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全球范围内支付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的建立，对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提质增效升级，都是十分必要的。引领数字货币发展，建立数字货币的国际标准是未来大国货币的重要方面。 　　实现金融“走出去”和“引进来”并重 　　文章认为，金融强国离不开全球金融中心建设与金融业“迈出国门”。金融走向国际化旨在为全球不同国家提供高效金融服务的能力，金融引进来能在完善国内金融机构现代公司治理的基础上提升其全球竞争力水平。金融走出去和引进来战略需要国际性金融中心作为实施平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是面向全球市场、服务全球经济，主导着全球金融市场规则的重要载体。随着各国、各地区在金融业务、金融政策等方面相互交流和协调、相互渗透和扩张、相互竞争和制约已发展到相当水平，进而使全球金融形成一个联系密切、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中国需要以建立有影响力的国际金融中心来推进金融国际化。首先，是内向国际化与外向国际化并举。金融国际化是一个双向过程，其中内向国际化强调的是“引进来”和对外开放，外向国际化则强调“走出去”进行全球布局。就前者来看，过去更加侧重“面上”的对外开放，将来似乎应该更着眼于通过围绕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实现“以点带面”的发展思路。其次，是在政府和市场的两个层面同步推进。近年来，金融国际化战略更多是由政策层所推动，而将来政府应该把重心放到适应于国际化的制度保障、跨境风险传染与控制等方面，而更多给予市场主体以国际化探索的空间和动力，因为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最后，建立以人才导向为重要突破口的新型国际化。在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过程中，具有全球化视野的高端金融人才是一种稀缺资源。通过拉近个人所得税、资本利得税与全球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的水平，吸引更多具有国际金融从业经验的人才回流国内，从而在传统国际金融体系中实现某种程度的“错位竞争”。 　　打造坚如磐石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 　　文章提出，金融强国需要以发达高效稳定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为依托。正如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公路、桥梁、港口、机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也是现代金融活动的重要载体。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各国逐渐开始重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稳定性。2012年4月，CPSS（后更名为CPMI）和IOSCO共同发布了《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成为指导各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各国均朝着完整、一致遵守《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的方向在努力。这体现了危机后各国在对金融市场的认识以及金融监管的思路上存在某种共识。在迈向金融强国的道路上，中国更加需要重视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一则，如果金融基础设施体现出“脆弱性”或失控，那么更容易放大金融市场出现的风险。因此对于快速成长中的中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需要以稳健性、安全性、规范性为主要原则，从而有效应对开放条件下的风险冲击，防范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二则，相对于整个金融改革进程来说，中国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近年来虽然发展迅速，但仍然滞后于实际需求，尤其是还存在某些体制型分割、低效运行等现象，因此如何全面提升其服务效率，努力促使金融资源流动从“陆运”向“水运”和“空运”演变，也是当前面临的突出挑战。三则，金融市场基础设施的完善不仅有利于提高金融活动效率和降低成本，而且能够有效服务于货币金融政策运行，使得政策操作与传导获得更加统一、高效的技术与信息支撑，这方面的改革和创新也大有可为。四则，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经上线，将来还需对接国际标准和金融国际化需求，进一步创新和完善跨境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从而有效打造支撑人民币国际化和跨境金融交易的“水利设施”。 　　不断健全和完善金融软环境 　　文章表示，金融强国需要不断完善金融软环境的建设。构建金融强国离不开各种软环境，这种“无形价值”构成一国金融实力的“品牌形象”。一是在金融相关的法律法规层面，仍然有大量工作需要做。因为有许多法律层级仍比较低，还有众多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另外有些法律规则相对比较滞后，需要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完善。二是信用体系不健全也对金融活动的深化形成制约，2014年6月国务院出台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明确指出，到2020年基本建成以信用信息资源共享为基础的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当前，在政府推动和市场热情的双重作用下，加上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影响，征信体系建设不断加快，将来还需进行更加系统的深入研究和战略推动，使其对经济、金融与社会发挥应有的积极效果。三是迫切需要实现金融消费者保护与打破刚性兑付的平衡。一方面，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已经成为各国完善金融法律制度的核心切入点。中国由于处于金融快速创新、发展与变动的过程中，而且金融消费者相对处于弱势地位，因此更需重视这一问题，从而避免金融创新损害最终消费者的利益。另一方面，还需注意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应被用来维持刚性保障。正是因为中国金融市场存在严重的刚性保障、刚性兑付，才使得金融产品定价、风险评估难以有效进行。如何协调二者的利益和关系，对于金融改革同样重要。四是平衡好金融风险与金融创新之间的关系。金融创新提高了金融机构的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提高了金融业运行效率，推动了金融的深化和发展。但金融创新也是一把“双刃剑”，如果处理不当，它会加大金融风险，引发金融危机，甚至会对整个经济造成破坏性影响。因此，需要树立正确的创新风险管理理念，培养注重风险管理的创新文化，建立金融创新管理体系，塑造激励与约束机制，在金融创新与金融风险之间找到动态的平衡点。 　　从重金融规模转向重金融结构与功能 　　文章指出，金融强国需要有一个结构与规模相适应的金融市场。由于许多新兴经济体都面临金融活动不足的现象，因此人们更关注通过金融深化来提升各类总量性指标。然而伴随着金融要素的日益复杂，包括金融相关率在内的简化衡量指标，逐渐难以适应对金融发展程度的准确描述与刻画。尤其是在中国，与GDP增长相对应，包括如金融机构总资产、货币供应量等在内的诸多指标，在全球来看都并不低了，但大家仍认为我们还距离金融强国甚远，这表明金融演进的衡量标准也在发生变化，更需重视新形势下的金融结构优化与功能完善，而非金融活动简单扩张带来的“虚胖”。一方面，建设金融强国需要改变“唯数量论”，逐步建立以直接融资为主、间接融资为辅的资本市场体系。长期以来，中国资本市场中银行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是资本市场中资金的主要提供方。银行主导的资本市场存在大量的金融结构失衡与功能“短板”，前者体现为直接金融市场发展不足、可持续的中长期资本供给模式缺失、银行业“大而不倒”、金融市场基础产品发展缓慢等现象，后者则是包括中小企业融资与风险管理、家庭消费金融与财富管理等领域，都存在严重的服务“缺位”。因此，金融发展必须摆脱“大干快上”的思路局囿，转向更注重过程和实效。另一方面，当前全球金融要素的流动更加快速，发达国家的货币当局、金融市场与大型金融机构，事实上已经掌握了较大话语权，要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金融强国，并不是短期内轻易能够实现的。由此更加现实的是，首先以服务好国内金融需求为主，以国际化布局为辅；其次，增加全球影响力不在于追求金融“大而全”，而是发掘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努力在部分领域成为国际金融规则主导者。真正的强国金融不应只着眼全球领先的金融资产、市场交易规模和机构“巨无霸”，而在于能否解决现有的“融资难融资贵”、“风险高秩序乱”等矛盾，并且进而为开放环境下的实体部门提供更加高效、完备、贴心的金融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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