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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毅夫:台湾文学史研究的视角

http://www.CRNTT.com   2019-02-28 00:14:25  


 
  我在2002年为研究生授课时讲了《语言的转换与文学的进程——关于台湾文学史的一种解说》,这篇讲稿后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曾听得人说,台湾最有文学气质的刊物《文讯》曾举办座谈会讨论到这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具体观点和论述过程今天不再重申,但要强调的观点之一是:在日据台湾时期,用文言写作是一种正面的文化坚守,具有反抗日据当局文化侵略的积极意义。

  从语言学的角度看,我们还会发现:日据时期台湾作家用日语写作的作品 (如收在《光复前台湾文学全集》的大部分作品)大部分是1970年代翻译成白话的,有文学研究和语言学研究的学者将译本当做原着,将1970年代译本的文学和语言现象当做日据时期原着的文学和语言现象,这是很糟糕的集体犯错。假定1970年代的译者也如吾闽先贤严夏和林纾一般,将日文原着译成文言而不是白话,研究者该如何是好?但是,译本同原着的比照、不同译本的比较,即版本研究却是台湾现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空间,是大有文章可做的。举个有趣的例子,吕赫若用日语写作的小说《财子寿》之林至洁译本有“室内打扫得一尘不染,而且摆放了几张待客用的猿椅”之语。这“猿椅”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吕赫若写的是“交椅”,在闽南方言里“交”和“猴”同音,而“猴”的日语对应词是“猿”,吕赫若的日文原着将“交椅”写成“猿椅”,林至洁中文译本又将“猿椅”从日文搬到中文,这真是一个曲折的“语言的转换”哩!

  2.民族学的视角。清代福州诗人刘家谋在台湾府学训导任上所作《海音诗》 有诗并注记吴凤传说。我在25年前撰文指出:“刘家谋是诗并注,乃是关于吴凤之死的最早文字记载。其可注意者有四:其一,吴凤不是被误杀;其二,‘生番’祭祀吴凤不是出于感恩或感激,而是畏其散瘟为厉;其三,祭祀乃在坟头举行;其四,‘生番’并未因吴凤之死而尽革其杀人取头之恶俗,仅止于‘不敢于中路杀人’而已。后来,从吴凤之死衍生出许多情节,如吴凤‘决心牺性自己的生命来感化高山族同胞’,……。现在我们看到的吴凤传说里有许多神话的成分。‘神话越传越神’,神话是当不成事实的”。研究台湾文学作品里的吴凤传说,当然不可忽略刘家谋的报告。然而,从民族学的视角看,刘家谋的报告也有问题:汉族关于鬼无归则为厉的观念也存在于以杀人取头为俗的民族吗?这是不是报告者以自身的文本(自身负载的理论/文化)来解读报告对象的文本而产生的“文化识盲”呢?台湾文学史上不少以“番社采风”为题材的作品,是民族学研的的好材料。民族学的视角也是同学们可以釆用的研究角度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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