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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外交“倾美抗中”下的中日关系走向

http://www.CRNTT.com   2023-05-04 11:09:19

中日关系并非在竞争与合作间二择一，而是须通过竞争与合作打交道。 　　中评社╱题：岸田外交“倾美抗中”下的中日关系走向　作者：何思慎（台湾），辅仁大学日文系（所）特聘教授兼日本暨东亚研究中心主任 　　【摘要】日本2022年12月16日公布新《国家防卫战略》（原“防卫计划大纲”）、《防卫力整备计划》，以及作为外交与安全政策综合方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岸田内阁对中国的军事动向从“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上升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日本的安保政策转向，势将牵动中日关系良窳，对印太地区的未来而言，祸福难料。习近平与岸田互以“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及“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定位未来的双边关系，安倍晋三于2006年所倡议的“战略互惠关系”悄然消失，中、日仅能在“新时代”摸索“稳定的日中关系”，在“历史”与“现实”的纠葛中，勉力维持“和平”。 　　岸田文雄主政日本后，经济缺乏建树，但在外交及安保上动作频频。除2022年底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构成的“安保三文件”，日本更第12次成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会员国中次数最多；且不仅在2023年1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亦是“七国集团”（G7）2023年的东道主，今年5月将在广岛举行“G7峰会”。 　　在2023年开年之际，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及外相林芳正、防相滨田靖一相继出访美、英、法等G7成员国，美东时间2023年1月13日上午与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在白宫会谈，此为岸田任上首度造访白宫。岸田试图展现外交手腕挽回国内民意的支持，并提高在国际政治中的存在感，与英、美、法鼎足而立，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FOIP）。但中、日如何“友好”难再，却能维持“和平”，此为岸田外交重要课题。 　　一、日英结盟印太祸福难料 　　“G7广岛峰会”为“岸田外交”最重要的舞台，岸田首相2023年以出访G7成员中的法、义、英、加、美为起手式，而此将成为加强防卫力、新资本主义及为实现去碳化社会的“绿色转型”（GX）等岸田施政重点的外交布局。G7峰会将对俄乌冲突及中国所带来的挑战凝聚G7的共同主张，确立坚守基于国际秩序的基本立场。此行的重头戏无疑是1月13日登场的美日峰会，但在英国与苏纳克（Rishi Sunak）首相签署日、英防卫合作的《相互准入协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RAA）亦为看点。 　　岸田在上台之初的2022年1月即与时任澳洲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签订日、澳RAA，消弭在彼此领土举行联合军事演训的障碍，此亦是1960年“美日同盟”启动后，日本首度同意美国之外的他国军队进驻日本的协定。继澳洲后，日本与英国缔结RAA，将防卫合作扩及北约（NATO）成员，同时完成与“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的结盟拼图，日本形式上虽未加入AUKUS，但实质与之建立紧密的安保合作。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将日、英RAA称为1902年的“日英同盟”以来，两国最重要的防务协定并不为过，此为百年来日本安保的划时代大事。岸田正致力于建构美日同盟之外的多元化安全关系，以因应中国及北韩带给日本安全上的挑战。日本将与英国及义大利共同推动“全球空战计画”（Global Combat Air Program）研发第六代匿踪战机，此为日本首度与美国以外的国家进行防卫装备合作。 　　日本媒体认为，日、英RAA旨在应对中国崛起。北京对此瞭然于胸，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2023年1月11日记者会上表示，有关国家开展防务合作应当有利于增进各国间的相互理解、信任与合作，不应制造假想敌，更不应将集团对抗的旧思维引入到亚太地区。①《读卖新闻》2022年11月民调显示，81%日本受访者认为中国对日本构成军事威胁，更有68%人支持日本增强防卫力，但吊诡的是信任美国的日本受访者则仅44%，多数日本国民对美日同盟是否足以提供日本安全保证，抱持疑虑。②为此，日本须扩大结盟，以补美日同盟之未逮。 　　岸田外访的压轴是“拜岸会”，重视盟国及国际协调路线的拜登虽将以中国的挑战为念，与日本强化战略安全合作，美、日外交与国防部长“2+2”会谈决议大幅增加在日本的反舰飞弹部署，以有效吓阻中国，但日本仍将扩大结盟，以防“川普主义”班师回朝，损及日本安全利益。 　　岸田在2023年元旦发表“新年感言”，虽未重提去岁的“修宪”，但在“安保三文件”修订、重新定义“专守防卫”后，宪法中的和平主义或将与日本安全战略渐行渐远。近代的东亚历史虽未必重演，惟日本的安保政策转向，势将牵动中日关系良窳，对印太地区的未来而言，祸福难料。 　　二、“安保三文件”再解释“专守防卫” 　　日本内阁2022年12月16日公布新《国家防卫战略》（原“防卫计划大纲”）、《防卫力整备计划》，以及作为外交与安全政策综合方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为日本防卫的纲领性文件，由安倍首相于2013年首先制定。《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制定之初即着眼于中国对日本周边安全的挑战，加强冲绳所在的西南群岛防卫，提高水陆两栖作战能力与应对弹道飞弹的能力。 　　在2013年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以“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表述中国军事实力增强对印太区域安全的影响，认为中国试图“以力量改变现状”；但此次修订，岸田内阁对中国的军事动向从“国际社会的关切事项”上升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把台湾视为共享基本价值观的重要伙伴及朋友。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虽未以“安全上的重大威胁”定位中国，但将中国与仍被视为“威胁”的北韩在排序上对调，列名首位，成为日本安保政策首重的国家。 　　日本评估，中共二十大后迈向第三任期的习近平将进一步推升中国国力，至2027年，东亚势力平衡可能转向有利中国。因此，防卫省计划以5年及10年两个期程强化防卫力的目标，其核心为用于“敌基地攻击”的长程飞弹、无人机等7大领域，力争到2027年前建立从进攻对手的射程外拦截“防区外防卫能力”，以求“可负责任地应对他国进攻、接受盟国支援的同时可阻止并排除进攻的防卫力”，至2032年前获得超高音速等更先进的武器，实现精实“反击能力”建构。此等目标将具体反映到新“安保三文件”中，在今后的防卫预算中落实。 　　岸田内阁将在宪法第9条的“和平主义”与强化防卫力之间两全其美，扩大解释“专守防卫”，建立具“反击能力”的自卫队。但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坚称自卫队在“和平主义”制约下，转型为攻击性武装力量仍非选项。然而，继安倍前首相2014年变更内阁对“集体自卫权行使”的宪法统一见解后，新“安保三文件”对自卫队导入“反击能力”大开绿灯。此形同基于《日本宪法》第9条“和平主义”精神的“专守防卫”被重新定义，“宪法第9条”无异将空洞化。中国认为日本调整防卫政策针对性极强，且藉“中国威胁论”达到修宪扩军之目的，不仅对中日关系造成负面影响，更将招致东亚国家无谓的军备竞赛，无助区域安全情势稳定。 　　三、岸田外交转鹰抗中 　　岸田访美向拜登说明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安保三文件”，且承诺逐年拉高防卫预算，在2027年达到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DP）2%，与“北约”（NATO）的欧洲伙伴看齐，满足美国的期待。拜登对此表示欢迎，称“此是历史性的增长”，④并承诺协助日本建立摧毁他国领疆域内的飞弹基地的“反击能力”（对敌基地攻击能力）。拜登背书岸田的新“安保三文件”，强调将完全履行对日防卫相关责任。 　　在新的美日同盟框架下，日本将改变目前以神盾舰、爱国者3型飞弹（PAC-3）等拦截入侵飞弹装备为主的“总合飞弹防空”（Comprehensive Missile Defense, CMD），转型为美军正推动的“整合防空反飞弹”（Integrated Air and Missile Defense, IAMD）策略，建置对敌方的飞弹攻击防范于未然或对敌方基地进行攻击的能力。此外，美日同盟将进一步扩大，将“太空”纳入《美日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以因应中国在卫星发展上取得的快速进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示，太空事态“构成明显的挑战”，即对美、日任何一方的攻击，将被视为对双方的攻击。⑤在“拜岸会”上，美、日就共同在太空及先进科技领域合作，签署《美日太空合作框架协议》（U.S.-Japan Space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针对台海问题，美、日认为中国正在台海建立“新常态”，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美、日及盟友面对的最大战略挑战”。“美日同盟”升级，直指中国“试图为自身利益而改变国际秩序”。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023年1月12日回应表示，“美、日开展双边军事合作应确保不损害第三方利益，不损害地区和平稳定”。⑥北京的反应温和，但对美日同盟的动态保持警戒。 　　在“拜岸会”后的“联合声明”中，东京决定购买数百枚美国“战斧”（Tomahawk）巡航飞弹，此为过去日本防卫装备所未见，自卫队将走上攻击型的武装力量，为美国承担“矛”的角色。今后，“专守防卫”契合与否，不再是日本防卫政策争论的焦点，扬弃“专守防卫”，美军与自卫队加速一体化，共同分担维持对中国的威慑力为既定方向。 　　四、“台湾有事”非挺台独 　　日本高度关注台海情势，忧心“台湾有事”，此非安倍个人之言，但此并非意味日本挺台独。前日本参议员、民间智库PHP研究所理事长江口克彦认为，不应该对《台湾关系法》抱持过高期望，因为这仅是美国的国内法，而非国际条约，无论短期、长期“努力维持台海的现状，都是对日本最好的选择”。⑦岸田2022年10月17日于参议院答询时指出，台海的和平稳定极为重要，盼透过对话，和平解决该问题，此为日本一贯立场。⑧ 　　在日本的对中外交中，不存在支持台独与否的问题，“抗中”亦非岸田外交的选项。岸田任命保守立场鲜明的高市早苗出任经济安保大臣时，即要求莫在《经济安保促进法》草案中直接点名中国，避免造成中、日间不必要的争端。由此可见岸田欲保留不受制于法律的改善中日关系之政策回旋空间，灵活应对中、日间的矛盾。全球化纳入冷战时期对立的阵营，形成经济上的互赖，尤其中日经济关系紧连，2020年日本自中国进口占全体总额的26%，占比高居第一，在中国的经贸投资对提高日本的竞争力至为关键。然而，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稔1月5日在美国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演说指出，经济互相依赖可能被部分国家当成武器，以达到其外交及安全目的，尤其不能让关键产业仰赖特定国家。惟时间无法倒转，难以完全脱钩，强化经济安全，以降低风险至关重要。⑨日本虽计划性地降低对中国市场的依赖，但与之“脱钩”非日本经济的选项，西村支持继续与中国维持对话。 　　日本对中政策虽受制于美、中竞争，但日本难以承受走上与中国经济脱钩的巨额代价。日本“经团连”会长十仓雅和认为，中日关系并非在竞争与合作间二择一，而是须通过竞争与合作打交道。⑩日本内阁府2022年公布的“外交相关舆论调查”显示虽有高达79%日本人对中国“没有亲近感”，但9成的日本年轻人认为“发展中日关系重要”。⑪尽管日本对“台海有事”措词强硬，不过介入台海战争可能性极低。安倍卸任后视台湾为重要伙伴，但日本除极端保守派之外，多数日本国民对政府超越和平宪法之举极为警惕，不支持日本卷入冲突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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