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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从破冰到建交 13当事人亲历

http://www.CRNTT.com   2009-01-01 00:09:49  


   
  唐龙彬记得,基辛格似乎对当时中国的经济情况更感兴趣,“问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基辛格还半开玩笑地对中方人员说,这次你们的领导人会不会还批评我们美国是帝国主义,“后来双方谈笑风生,而且说话里带笑”。之前章文晋还交代唐闻生,装作自己听不懂英文,所以起初都是唐闻生做翻译,后来为了节省时间,章文晋索性直接说了英文。

  交谈持续了半个多小时,然后双方分开休息。尽管时间很短,唐龙彬的直觉是“基辛格对第一次见到的中国政府的外交官还是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

  渐渐放松下来的,不仅仅是中国人。唐龙彬记得,当飞机越过雪山进入中国境内,站在前舱的温斯顿.洛德曾颇为自豪地宣称:“我是22年来第一个进入中国境内的美国官员!”飞机在北京南苑机场降落后,机门一开,第一个迈出去的基辛格又不无得意地回敬了洛德:“我是第一个踏上中国领土的美国官员!”

  特殊使命

  对唐龙彬而言,仅仅不久前,才刚刚得知自己要去执行这样一次特殊任务,而这个任务来得非常突然。

  “(1971年)6月底的一天晚上22点钟左右,韩叙(礼宾司代理司长)一个电话打到我家里,让我马上赶到外交部。见面后他告诉我:‘我刚从姬鹏飞外交部长办公室出来,现在正式通知你,明天去国宾馆,接受新任务——要接待一个最高级的美国官员的秘密访问。’韩叙特别强调,这个事情绝对保密,礼宾司全体人员只有他和我知道,即使对家里人也不要透露半点消息。参加外交工作也十几年了,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以往每次出差,唐龙彬总会给爱人留个电话或地址,而这一次,他只告诉爱人要去执行一个重要任务,万一有事,就去找韩叙,只有韩叙知道他的去处。

  第二天上午在钓鱼台国宾馆,唐龙彬终于知道了自己要执行的特殊任务是什么。“章文晋给我详细看了中美之间这一期间秘密来往的一些文件,还有从秘密途径搞到的基辛格的一些新闻片,我才知道我要接待的是来自美帝国主义的第二把手、尼克松的智囊人物基辛格。”对于要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原因,唐龙彬还记得当时听到的很形象的一个比喻:不能用两个拳头打(美苏)两个帝国主义,应该学会利用它们的矛盾。之前唐龙彬接待的美国人大都是一些旅游者或左派人士,“真正的帝国主义分子”还没有真正面对过,“所以先是感觉紧张,之后又不知道该怎么接待他们”。

  虽然以往也执行过很多次比较特殊的外事任务,但这一次还是前所未有的特殊。唐龙彬对我回忆:“每次领导布置工作,不能用笔写,只能凭脑子记,怕丢失了泄密。那时候我才三十几岁,脑子还顶用吧,都靠强记。”唐龙彬说,这应该感谢在礼宾司十几年的锻炼,“那时候交通、通信都有限的,我们脑子里首长秘书的电话记了一大堆,随时拿起电话,给首长秘书打电话,都不用拿本子”。

  几天后,周恩来总理出现在钓鱼台,对即将被派往巴基斯坦的4位小组成员进行了类似于动员的讲话。周恩来对大家说,这次是人家希望来跟我们改善关系,我们要欢迎,关于对待美国人的态度,他用了4个词——落落大方、不卑不亢、以礼相待、不强加于人。周恩来再一次向小组成员强调了保密的重要性。

  唐龙彬说,基辛格的住处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总理带着我及章文晋的夫人张颖——她是搞内务工作的,一起选了五号楼。因为钓鱼台朝北,五号楼比较偏僻,我们把北门封锁了,只提供给工作人员用。四号楼留给周总理临时开会、听取汇报用,六号楼让它空着,那里出口处有个小桥,我们安排两个便衣警卫,防止外面的人进来”。

  “总理指示一切要按照有利于中美高级会晤的友好气氛来考虑,不该摆的不要摆,该撤的要撤,该提高气氛的要提高气氛。”而此时的北京,大街小巷都遍布着“打倒美帝国主义及一切走狗”的标语,钓鱼台也不能幸免。“我们看了一下五号楼的房子,里面到处都是红卫兵高举刀枪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宣传画。周总理当时并没有直接挑明该怎么做,但想到他‘不强加于人’的指示,大家心领神会地把那些宣传画拿掉,挂上了齐白石、徐悲鸿的画,或者摆放些瓷器。知道美国人喜欢喝酒,在会客室还特地摆了一个酒台,“美国酒XO啊都有,茅台酒更不用说”。

  令现在的我们难以理解的是,当时想在钓鱼台里摆放点鲜花“制造友好气氛”,都成了一件难事。“那时候的钓鱼台真是很惨,原来院子里的园林很漂亮,但‘文革’后把那些花草都拔了,成了一片荒地。后来住了部队,全种上粮食了。”唐龙彬回忆,他们当时还联系到一些公园想买些花回来,但偌大的北京竟连几盆好花都找不到,“最后是通过几层关系,找到中山公园一个老园工,他退休后住在北京近郊区一个四合院里,自己养了一些好花。这样总算弄了几十盆花放在五号楼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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