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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民间情感何以落差大？

http://www.CRNTT.com   2009-01-04 12:40:06

媒体报导基调迥异 　　有关中日两国之相互报导，如果我们予以追踪与仔细分析，两者之差距就更大了。也许最能体现两者落差的是有关“速冻饺子中毒”的事件。 　　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主流媒体基本上是停留于对事件发生与发展的简单叙述。与此相反，在2008年1月底有关事件曝光之后，日本大众传媒则近乎于全力渲染有关事件。在最初的10多天里，“中国毒饺事件”每天都成为各报的头版头条新闻。至于电视，更是日以继夜的反复报导，其间不乏不负责任之煽情言论。一剎那间，“中国产食品”成为了“有毒食品”的代名词。从一般面对小市民的大小餐馆到学校的食堂，纷纷在其显着的紧急布告栏或小黑板上，声明已停止（或从未使用）中国产的食材或配料。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谈中国食品色变”的气氛中，部分日本媒体还将此与北京的空气污染相结合，质疑中国办奥的能力，或者进而谈论中国人的“国民性”。日本内阁府公布的外交舆论调查发现有66．6％的接受调查者“对中国没有好感”而达30年来的最高点，显然与上述的舆论诱导有关。 　　不仅如此，留意中日关系现状与发展的人士不难发现，在中日首脑频繁互访，合唱“战略性互惠关系”主旋曲的同时，一部分日本媒体和智囊却以压力集团自居，发表激进的言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在抨击“弱势首相”对中的“软弱态度”，但认真分析，其实是在从侧为正在进行艰苦谈判的日本官员加码，为正在“演出”不便提出高额要求的首脑喊价。一名著名学府的教授在细数北京对东海油汽开发问题、毒饺问题和日本入常问题的态度与“战略性的互惠关系”不相配称时，便露骨地亮出了“靖国神社参拜牌”。对于时任首相表示不做对方不高兴的事（不参拜靖国神社）的态度，他便持有异议，并指出：“在外交问题上，有时就是不能不令对方感到不愉快。” 　 至于猛打“西藏牌”的日本传媒，例子就更多了。一名以自由派自居的报人就吁请北京以日本在“满洲事变”（指“九一八事变”）后陷入孤立境地为前车之鉴，妥善处理西藏问题，俨然是将上述截然不同的两者等同看待。 　　　　　　　　　　　　落花有意流水无情 　　反观以“和谐”、“稳定”为重的中国传媒，基本上是聚焦于“好人好事”的报导，避免与日方展开无谓乃至“有谓”的论争。对此，不少日本传媒甚表满意，并称之为“十分克制”。但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好人好事”题材之发掘与焦聚，固然是出自大局观的考虑，有利于急待修复的两国关系，但其间倘若因此而掺杂着一些明显的“美丽的误会”，是否有利于彼此相互了解，颇有商讨的余地。坦率而言，今日中国人对中日关系前景之乐观看法与日本人有巨大之落差而出现“落花有意而流水无情”的尴尬局面，中国媒体也得负起部分责任。 　　面对上述相互认识之巨大落差，中日两国该作何补救？有曰：“当务之急是加强‘草根’和青少年之交流。”因为，政治家难免要从国家利益角度出发，未必能够真正做到坦诚的对话，只有民间和青少年才能促进真正的交流，有利两国未来的合作。 　　有曰：“经济力量压倒一切。只要中国人把中国事情办好，日本人自然会调整心态和改变态度，共建东亚之家园。” 　　强调实事求是、做好本份的工作是对的，但过高估计经济力量强弱对比变化所起的作用或者乐观地抱着“船到桥头自然直”的心态，严格而言，并非积极的态度。 　　至于民间交流、青少年交流乃至战后以来日本与亚洲各国每次发生摩擦，东京必然提倡的文化交流，是不是就真的能医治百病，也有待商榷。因为，“交流万能论”者的大前提是彼此之所以发生摩擦，主因是彼此存在着诸多的“误解”。 　　　　　　　　　　　　　“草根交流”是否万能？ 　　一般而言，多接触、多交流就能逐步减少误会，这是对的。但与此同时，人们还得留意，各种层次的交流活动是否建立在平等与真诚的基础之上。　20年前，一名出自良好的愿望，每年率领日本学生到东南亚交流的日本教授，曾向笔者透露其交流后令人失望的如下结果：大部分学生过后的反馈是“对自己作为日本人感到幸福和骄傲”。 　　这名教授的例子当然未必是唯一的答案，但从中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在交流之前与交流之后，双方所要努力的工作还很多。如何抛弃以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为中心的思想和民族优越感？怎样面对严酷的史实和建立正确的史观？仍然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这当然不是始自上世纪60年代、40多年来由东京主导、主办的诸如“日本在亚洲所扮演的角色”等早有标准答案的外国人征文比赛就能有效说明和解决的问题。 　 在新的一年里，日本与中国、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关系究竟往何处去？这是值得人们认真思考与探讨的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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