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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中国传统，走向“左派儒学”？

http://www.CRNTT.com   2009-01-15 07:35:50

虽然如此，国家支持儒学的观点似乎确实超越了北欧模式，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到国家在教育和群体生活中支持儒学的情况下。在自然灾害比如四川地震后，蒋庆还建议重新引入国家支持的儒家葬礼的建议，（虽然他容许这样的可能性，少数民族可以采用自己的葬礼）。“官方儒教”影响政策的另外一个方法是公务员在父母去世时应该能获得一段时间的带薪服丧休假，类似于韩国公务员获得的一个月的服丧假期。我们甚至可以说儒学观点已经在影响国家政策了，比如，如果成年孩子去世，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等不同地方居住的上年纪的父母可以获得一份财产，不管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差异如何。让儒学成为国教可能让这样的政策成为公共辩论的题目，或许能引起一些改善。如果“官方儒学”的建议在某些方式上得到实施，比如宽容和尊重其他宗教，或许值得认真考虑。在中国皇权时代的“官方儒学”历史确实提供了让人们担心国家滥用儒学的理由，但是也提供了一些让人兴奋的时刻。正如余英时指出的，在十六世纪末期，利马窦（Matteo Ricchi）吃惊地发现中国宗教氛围是非常开放和宽容的，儒家、佛教、道教都被看作抓住了同一个道（道路）。  　　中国之外  　　早期儒家思想家认为他们的理想具有普遍有效性，是旨在适用于整个人类的思想，理想的社会是由认同（或者生活在）这些理想中的人所组成的。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按不同的价值观生活的差异性世界长期以来被认为不是最好的状态。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是作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哲学提出来的，类似于自由主义和基督教。说自由主义是普世价值而儒学是特殊价值是不准确的：它们都是普世价值。  　　但是哪种儒学解释在当今中国最有意义取决于特殊的因素。它依赖于中国人现在实际上想的是什么。任何解释都必须与基本理想保持一致，虽然它也应该被用来改善这些理想。比如，左派儒学对中国人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是建立在人们普遍赞同的价值观如关注弱势群体的基础上的。同时也要看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什么是最紧迫的任务：比如蒋庆认为国家需要一个不同的哲学基础。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再能抓住人们的注意力，而儒学很可能做到这点。因此，他试图提出一种对儒学的解释，以满足提供能长期稳定的政治机构的思想基础的政治需要，因为这样的机构如果不是主要的，至少部分建立在中国的政治传统基础上。儒学解释也要看某些说法是否能够得到经验证据支持：比如，对照顾年长父母是培养人们把同情心延伸到他人身上的意识的非常重要的机制的说法进行检验是非常重要的。  　　在什么条件下，儒学可能被世界其他地方认为是有吸引力的呢？一个条件是当社会遭遇了漫长的信心危机时。一个让人伤心的真理或许是当自己的方式存在问题的时候，人们才更容易向他人学习。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传统社会和政治生活崩溃后才开始向西方学习的。西方或许需要在类似的信心危机后，才能让多数西方知识分子转向儒学寻求希望和灵感。与此同时，西方如果不是尊重，至少要宽容具有道德合理性的差异性是非常重要的。帮助儒学走向世界的另外一个条件是人们普遍认为儒家价值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实践和制度，也就是说理论具有了生命力。一旦中国的国家行为符合儒家道德观念，那就能产生自己的软实力并把它推广到世界其他地方。如果只是口头说说，没有人愿意听的。  　　作者贝淡宁（Daniel A. Bell），清华大学（北京）政治理论教授。本文选自他的新书《中国新儒家：变化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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