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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终极目标是让人们快乐

http://www.CRNTT.com   2009-02-01 08:38:44

《中国经营报》：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荆轮效应（增加消费容易，减少消费难）。现在中国政府在推动投资，也在鼓励消费，你过去一直反对鼓励消费、提倡人民币升值的观点是否会有所改变？  　　黄有光：我认为对中国经济现在应该避免过度悲观以及过度管制，虽然现在人民币出现小幅度贬值，但这是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目前人民币的升值可以缓一缓，维持总需求不下降即可。中国需要增加财政支出，比如政府出台的4万亿元刺激经济政策。从长远来讲，消费不需要鼓励，现在之所以储蓄率很高，是因为民众没有安全感，希望有好的社会保障措施，将购买力转移到未来。因此，现阶段如果可以确保总需求不下降的话，就不需要鼓励消费。  　　《中国经营报》：说到底，中国老百姓消费水平不高其实是没钱消费，消费不行，过度投资也面临瓶颈，克鲁格曼等经济学家一直坚持东亚过度依赖投资的模式不可持续，如今扩大投资是否会对经济长期调整带来隐患？  　　黄有光：是的，我国近一二十年来消费不高储蓄较高有其内在原因；首先来自人口结构和劳动比率，16岁～65岁的人在二十年间占很大部分，使得我国工作人口比率高，因此高储蓄率可以在将来人口迎来老龄化的时候，社会有足够的储蓄供老人、孩子消费。因此现在的民众增加储蓄，还是理性的。传承的看，这是有历史渊源的，要多生产，又不能马上用来消费，就只能用来投资。我认为现阶段投资增加对经济是有好处的，目前投资最高的时候已经占到GDP60%，但是投资不可能无限的增长。投资必须能增加将来的生产能力，这个投资才是有效的，盲目的投资是无用的。  　　虽然高投资不能够无限持续，但将来消费很可能上升。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人们对未来的忧虑会降低，自然就会去消费。很多人批评中国高投资的增长模式，但其实高投资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高投资里的无效率或是没有照顾到环保等其他需求。  　　公共政策的终极目标  　　《中国经营报》：你强调快乐的意义，那么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如何实现快乐这个目标？  　　黄有光：任何公共政策都应该以快乐为终极目标，具体的原则可以是法制、自由、人权，这样范围就比较广，超越了经济学的研究范畴。至于短期内怎样推动这些实现，大家看法幷不一致，比如杨小凯就认为一定要推动，而我对这些没有过多研究，但我能够肯定的是，快乐是唯一具有终极价值的。关于具体措施，我比较确定的是加强对环保的要求，强调越早越好，但同时还要考虑经济水平，很穷的时候不能拿一半的收入来进行环保，但不管多么低的经济水平，都应该讲环保，只是你具体做的程度不同，因为，污染者只有到了他所得的边际利益为零时才会停止。同时，环保不能单靠市场调节，还需要政府调节，应尽量使用经济手段，比较好的方法是政府按照污染程度征税，限制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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