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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江：反思危机不应成为拒绝政改借口

http://www.CRNTT.com   2009-02-25 10:18:57

王长江:主要是做一个区别:遇到问题，是用比较现代的方法来解决呢，还是用传统的手段，用高度集中、加强行政权力的办法来解决？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如果给基层政府收税、审批的权力，又不让它寻租，怎么才能做到？民主的办法就是大家决定，不让一个人说了算，限制权力。而我们现在的办法是，你若乱用了审批权，我就把它收回来，变成到上一级政府去审批。这样一级一级往上收，那么上收了的、而且变得越来越大的权力谁来监督？这等于把腐败的主体向上、向高层转移了，不但不能解决腐败问题，反而使腐败的级别越来越高，数额越来越大。“民主的办法”是和“集权(或行政)的办法”相对而言。 　　人物周刊:病根在权力过分集中，邓小平也早就指出过这个问题，但现在似乎官方更愿意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而非“让权力分散”。这是不是某种认识论的转变？ 　　王长江:其实这些问题都没有完全弄清楚。权力集中，不在于掌权者该不该有权力，而在于权力的运行过程不科学。有多大权力，就该负多大的责任；权力从哪儿来，就该对谁负责。这些问题没搞清楚，所以看起来似乎搞民主和保持权力的有效性，永远处在矛盾之中。 　　比如说，既然权力是人民给予的，那总有一个授予的过程吧，老百姓总不能一点发言权没有吧，所以这个授予的过程必须有老百姓参与，不能集中了事。 　　一旦完成了授权，就应该让掌权者有充分自主来使用权力。现在的问题是，该让老百姓参与的，却偏偏实行上级任命制；而已经完成的授权，反而又大讲民主，让掌权者无法决策。真正是该民主时不民主，该集中时不集中。回过头来，又有学者用出现的问题来论证中国不应急于搞民主！ 　　人物周刊:再回到金融危机的话题，有人 说，当前金融危机是西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人说，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失败。 　　王长江:前一段我刚好去美国访问，听国外的专家聊起这个问题。实际上，他们就是把调控当作一种手段，左与右没有固定的分界线，按照需要随时调整。反倒是我们过于强调概念，把政策意识形态化。 　　我看不出他们有被“社会主义化”的恐慌。至于说有人从这场危机中看出资本主义失败甚至灭亡，我只能说这是个笑话。 　　人物周刊:您对“麻木症”的症状描述是，忽然觉得政改没那么必要、有迫切性了。 　　王长江:我想说的是，知识界出现的回潮动向，给老百姓造成的感觉是这样，而且领导人也会看这个动向。如果这种观感强烈了，领导人会不会也想，那么政改放一放，我们先对付经济危机吧！总之，这种动向是有影响和有迷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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