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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贺一诚弃“何厚铧模式”不参选特首说起

http://www.CRNTT.com   2009-04-11 08:31:36

当然，我们不能说，贺一诚没有赢的机会。因为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到澳门特区行政长官的“何厚铧模式”，早已在人们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为人们认可并接受，甚至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一个“惯例”。在这种潜在心理发挥作用之下，三百名选委会委员在投票时，或许会受到某种程度的影响。 　　如果贺一诚宣布参选，亦有幸当选，他还须遵循另一种涵义的“何厚铧模式”，那就是像何厚铧那样，宣布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六十五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务”。也就是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与行政长官有职务冲突，两者不能相兼，必须二择一。 　　如果说，“何厚铧模式”的另一个涵义是“商人治澳”的话，倘贺一诚计划参选，倒也是非常吻合的。本来，在香港、澳门分别回归前，人们都理解既然是实行“一国两制”，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就由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出面，代表全体“港人”或“澳人”分别“治港”或“治澳”。因此，香港、澳门的首位特首，很自然就是商人背景。但在港澳分别经历了董建华“脚痛辞职”及“欧文龙事件”后，港澳两特区兴起了今后应避免“商人治港／澳”，应由公务员或专业人士治港／澳的呼声。实际上，商人的法制意识毕竟不强，对公共行政运作也有欠熟悉，而且，商人因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养成了董事长“说了算”的习惯，倘是在当政后仍是“习惯成自然”，就会忽略公共行政所强调的“依法施政”、“依法行政”。这对于建立法制、建构法治社会，未必有利。这与热心社会公益的优秀商人，并非是同一概念。 而且，商人当政予人最大的顾虑，就是与当地商界的关系过于密切，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人们担心其在施政过程中，会有角色冲突以至是利益输送，甚至是“官商勾结”。据说中央也有此考虑。可能是正因为如此，贺一诚藉着参加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的机会，了解到中央不赞成“商人治澳”的讯息，而最终导致他决定“弃选”。 　　其实，“何厚铧模式”还有另一个涵义，就是能够与各种社团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借助社团之力合作管理好澳门，并对各界社团具有良好的协调能力。尤其是澳门虽然正走向公民社会，但社团社会的氛围仍很浓厚。因此，特区政府仍需借助各界社团之力来管理好澳门，由各界社团来分担政府的某些功能，这就是“大社会，小政府”。在这方面，何厚铧继承了其父亲何贤先生全澳各界社团“精神领袖”的政治遗产，早在回归前就已在社会中纵横捭阖。因此，在刚回归时那种百废待兴、经济低迷的不利条件下，何厚铧以其社团协调能力很强的先天有利条件，紧紧依靠各界社团，很快就打开了局面。 　　两相对比，贺一诚是缺乏何厚铧的协调社团能力的。就此而言，他并不具备这方面的“何厚铧模式”条件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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