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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英九:永怀经国先生

http://www.CRNTT.com   2009-04-12 08:11:32  


 
  民国73年(1984)6月,经国先生请沈昌焕秘书长通知我,接替陈履安先生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负责政党外交。我闻讯惶恐万分,因为当时我还不到34岁,家父也还是中央党部考纪会副主委,在形式上成了我非直接的部属。当然,经国先生的安排,主要考量是为刷新国民党百年老店的老迈形象。他用心良苦,我当然要勉力以赴。

  我到中央党部以后,即经常与外国议员、学者及记者互动,说明党的政策或澄清外界误解, 举行记者会次数为历来最多,也经常出国参加国际政党活动,建立联系。同时,也透过这些国际政党组织如“国际民主联盟”(International Democrat Union, IDU)举办的活动,见到许多外国“元首”与政要,每次回国都会在中常会报告,让大家知道国民党跟外国友好政党联系的成果。这项工作我做了4年,把友好政党数由40个左右增加到120个,也结交了数十位主要民主“国家”“国会”议员或政党领袖。民国77年(1988)7月国民党召开13全大会时,我邀请了66位外国政党领袖来台,这是有史以来外宾最多的一次大会,可惜经国先生看不到了。

  回想起来,当时我担任这项职务,透过外国政党联系,深入了解国际政治实务、国际政党组织与运作、我国外交与侨务工作,与当前“国家”处境,是经国先生给我磨练的绝佳机会,我非常珍惜,也十分尽力。当年获得的知识、经验与人脉网络,到今天还受用无穷。

五、经国之治 台湾跃起

  民国61年(1972)经国先生接任“行政院长”后,开启了16年的“经国之治”。民国61年到民国77年,成为台湾发展的关键时期。

  这段期间国内外局势异常严峻,考验接踵而来,如中日断交、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日断航、中美断交,但经国先生稳健地带领台湾度过每一次危机;经国先生也主导擘划十大建设,带领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每人平均所得从400美元增加到超过6,000美元,缔造了举世闻名的经济奇迹。经国先生担任“行政院长”6年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推动十大建设,他曾说过一句名言:“我们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这段时间,我或在服兵役,或出国留学,并未亲身参与,故不在此深论。 

  民国73年(1984)之后,是经国先生加速推动台湾民主改革的年代。从解除戒严、开放大陆探亲、解除报禁、开放党禁、“国会”改革等,我都躬逢其盛,参与规划,也见证了台湾民主发展非常重要的几个历史关键时刻。

一、解除戒严 开放组党

  有一次,大约在民国74年(1985),经国先生突然找我去问:“‘戒严’英文怎么讲?”我说是“martial law”,意思是“军事管制”。他要我去查一下还有没有别的意思,我查了5种国际著名的参考书,回报经国先生说“戒严”就是全面军事管制,有的还说,“Martial law means no law at all”(戒严就是没有法律);经国先生听了,困惑地说:“台湾没有军事管制啊!”

  经国先生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呢?我的推断是:出自戚烈拉(Richard G. Ciccolella)将军的建议。戚烈拉将军是谁?他是二次大战美军英雄,曾在1944年生擒德国西欧战区指挥官伦司德元帅(Field Marshall Karl Rudolf Gerd von Runstedt),战功显赫。他1967年来台担任美军顾问团第八任团长,是经国先生的好朋友,意大利裔美国人。他的太太曾是经国先生的英文老师,因此他跟经国先生很熟,两人无话不谈,不需要传译。戚烈拉将军退伍后常来台湾,也经常和经国先生通信,都由我中译转达。宣布解严前一年左右,他来了一封手写的四、五页长信,讨论台湾继续戒严的利弊。他认为台湾背了戒严的黑锅,其实对人民自由的限制并没有其他真正戒严的“国家”那么严重,因此他认为其实可以检讨还要不要继续戒严。经国先生和他私交甚笃,他不会对经国先生讲假话。那时我就觉得,从戚烈拉将军的来信,到经国先生要我去查“戒严”一语的英译,种种迹象显示,经国先生可能有意要解除戒严。由于他见戚烈拉时,不需要我翻译,他们谈了什么,我并不知道,但我推断他们一定曾谈到这个问题。果不其然,民国75年(1986)3月底国民党12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政治改革中,就纳入了““国家”安全法令问题”的议题,其实这就是“解除戒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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