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学术腐败要批判,但更重要的是找出解决方案。 |
中评社北京6月23日讯/中央民族大学学者关凯今天在《法制日报》登出文章“学术腐败有时也是一种理性选择”。作者表示:“当下的社会文化环境是工具理性的天堂,借韦伯的话或可言之虽有‘资本主义伦理’,却无‘新教精神’。人人功利算计,内心却无敬畏与禁忌,于是各种匪夷所思的作弊‘创举’滥觞。在这种‘新文化’的共识之中,忠厚老实、循规蹈矩成为无能的同义词,弄虚作假而不‘穿帮’是值得追求的高深境界。此种文化逻辑在大学校园里也是‘纵横天下’。 ”“ 面对学术腐败的现实,批判的态度当然需要,但更重要的是要找到问题的解决方案。”文章内容如下:
学术腐败是一个时冷时热的话题,不是因为有没有学术腐败,而是因为暴露出来的腐败学者是谁。这个话题之所以能“热”,是因为新出现的当事人的名头或符号;而它之所以很快就会“冷却”下来,是因为它本来就是一种常态,大家习以为常、见怪不怪。公众普遍关心的学术腐败必然有其八卦性,如名家或校长的丑闻传播得最快。其实,与学者不做学问、大学成了公司这类现象相比,最严重的学术腐败绝不仅仅是谁抄袭了谁的文章,而是学术圈内对学术造假这种行为的某种理解、默认与接受。这实际上表明学术腐败正以某种“合理的状态”根植于既有制度当中,它不仅涉及到具体个人的道德操守,更体现出某种制度化的特征,可以说是当下社会文化与制度安排“自然而然”产生的一种副产品。
做学术不能搞腐败是一个社会常识,就像当官和经商也不能搞腐败一样。但我们也都明白,常识不能当饭吃,想吃饭,特别是想吃好饭有时就得违背常识。学界以外的人可能会觉得学术圈子仿佛象牙塔,即使不能完全超脱于俗世,至少应该比俗世多少脱一点俗。但实际上情况可能大相径庭。学校是育人的所在,发生在这种教育机构之中的“教育行为”幷不是单向度的———教师是施动者,学生是被动者。相反,它时刻都是互动的,不仅在育人者与被育者之间互动,二者内部也存在复杂而频繁的互动。而在现实压力和利益追逐的驱动之下,教育领域和其他社会领域一样,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利益交换关系,如“官场文凭热”就使官员与学者双方共同受益。这种基于个体或小团体的利益同谋关系从来都是非常理性的,他们设定的行为目标通常是希望以某种对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源的利用,达到“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而这种行为惟一的“非理性”却体现在这些同谋者的行为后果上,他们创造出“不劳而获”、“移花接木”等各种事实,而这些事实在本质上是反社会、反制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