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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 所为何来 | |
http://www.CRNTT.com 2010-01-20 10:07:21 |
中国无意输出“模式” 赵启正在《学习时报》发表的文章题目为《中国无意输出“模式”》。他说,有西方的评论说,21世纪会是中国的世纪或亚洲的世纪。“如果是指在21世纪,亚洲和中国经济和文化会复兴,那将是一种可能出现的前景;如果是指21世纪中国会具有像当年英国式或当今美国式的霸权,或其他形式的霸权,则是错误的推断。” 有的发展中国家愿意参考中国改革开放的某些做法,赵启正说,这正如中国愿意参考他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些做法一样,在全球化的浪潮下,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模式’一词含有示范、样本的含义,但是中国并无此示范之意。这个模式或案例处于现在进行时,它还在发展中。”他写道,“中国模式”没有普适性,正像已经高度发达的国家的模式也没有普适性一样。 “如‘博爱’、‘和平’、‘民主’、‘自由’显然是有普适性的。但具体到某一民族、某一国家、某一宗教,其价值观和具体表现或结构又会有所区别,会有不同的特色,而这些特色对应着不同的国家、民族和不同的历史时期。”赵启正说。 赵启正的文章带有明显的对外澄清的色彩。作为外交家的马振岗对此深有同感。“还说G2吧,我为什么反对这个提法,在许多事情上中美两国达成协议了,影响自然比较大。但是你说中美共治,将把其他大国置于何地?大国会有意见,也不符合我们的外交传统和理念,我们一直坚持平等的多极化的世界格局。” 一旦与国内的民族主义汇流,“热捧”中国的声音将更具危险性。马振岗说,在多种国际场合,他都被要求对《中国不高兴》一书进行评价。 这本2009年出版的书是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升级版,书中摆出与美国及西方摊牌的架势,并发出“呼唤高尚集团”“要做英雄国家”的“复兴宣言”。该书一出版就被外界认为是“民族主义的集中宣泄”。一位从事国际报道的记者说,他在日本小城奈良的书店、京都的书店,都看到过这本书的日译本,而且都摆在显眼位置。 “这种声音的危险性在于会加重国外对中国的误解,助长中国威胁论,打乱我们自己的步伐。”马振岗说。 警惕改革麻木症 与赵启正文章的对外阐释不同,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前副校长李君如的《慎提“中国模式”》一文则更侧重国内。“现在就讲‘模式’,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 危险何在?他写道,一会“自我满足,盲目乐观”;二会转移改革的方向,在旧体制还没有完全变革、新体制还没有完善定型的情况下,说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模式”,以后就有可能把这个“模式”视为改革的对象。 郑永年对本刊记者说,金融危机本来是中国进行改革的很好机会,但是有很多因素正在导致这个机会的流失。一方面,现在中国的经济复苏是政府刺激的产物,由大量投资驱动。银行的大量贷款是否会导致大规模坏账?“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花了大力气才把坏账处理好,一旦这次投资导致大量坏账的出现,无疑会出现内生型的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他说,在社会保障、卫生和教育改革等方面,进步并不很大。在没有这一整套社会制度的情况下,内需很难真正旺盛起来。 “还有一点尤为重要,一些地方正在失去产业升级的机会。金融危机导致了很多落后企业和产业的破产,这为产业升级提供了条件。但是,不少地方政府为了简单地确保增长,不惜拯救那些落后产能,一些高能耗和高污染的企业因为金融危机而起死回生。”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说,金融危机拖延了中国的产业升级,正在阻碍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2009年初,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在杂志上撰文指出,当前出现了一种“政治体制改革麻木症”:忽然觉得政治体制改革没那么必要、没那么迫切了;忽然觉得过去的政治体制没那么多毛病了,反而越琢磨越有优越性了。 “直接致“病”的因素,是这次不期而至的全球金融危机。在一些人看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已难以为继,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失败。中国能够在这次危机中处于主动地位,国际社会也比较看重中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体制中没有改的那部分起了作用。这似乎暗示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和评价计划经济和传统社会主义。更有甚者干脆得出结论,认为我国现行政治体制就这样挺好,挺优越,无需改革。”王长江指出,不能给这种“麻木症”以市场,要“摈弃一切犹豫”,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必须慎之又慎,不可自我膨胀 还有学者担心腐败问题,资深理论家吴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模式”被世人热议,我们应如何回应?回答是:应当更加自警自检,如实估量自己,谨行审思,决不可自我膨胀。 “须知我们确确实实尚处在发展之中,离发达还很远。当此危机降临之际,正是我们自我警惕、自我检察之时。度过危机为当前急务。尤其腐败盛行使‘中国模式’面临生死考验。”他说,因而,“我们必须慎之又慎,一失策成千古恨。功过荣辱,在此一举。” 日本《每日新闻》2009年8月3日的一篇文章题为《“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文章写道,2009年7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国政府不惜搬出孟子来恭维中国,这种“请务必支持美国财政”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然而,”文章笔锋一转,“美国绝不会那么天真!据我所知,美国依赖中国的情况顶多能够维持几年时间。等到因过度消费积累了20多年的财政赤字问题解决,储蓄率恢复以后,美国还会继续恭维中国吗?答案是‘NO’。” “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萨默斯称‘美国已不再是世界的火车头’,有意让出主角的位置。然而,这只是美国捧杀中国的权宜之计。几年后,即使中国肆意膨胀的气球爆炸了也无所谓,到那时候,估计美国早已变得强大,不会再去理会中国怎么样。” 此文是日本人的经验之谈。1979年,以美国学者埃兹拉。沃格尔的书《日本名列第一》为代表,西方世界对日本的吹捧一点都不亚于今天对中国的热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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