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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的血汗奇迹

http://www.CRNTT.com   2010-05-20 09:23:55

而在这种争论中真正耐人寻味的是：无论是血汗工厂的“表扬者”还是“诽谤者”，他们在把血汗工厂和自治工会看成互为克星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中劳资双方的谈判地位在逻辑上取决于劳资两个要素的供给状况：劳动过剩、资本稀缺则劳方地位削弱；资本过剩、劳动稀缺则劳方实力增强。当然，这仅仅考虑了市场逻辑，由于资本稀缺、劳动过剩的情形比相反的情形更为多见，所以多数情况下如果仅仅有市场逻辑，劳工往往比较弱势。这就是集体谈判机制产生的理由。事实上在民主国家由于劳工人数众多，“多数政治”即劳工运动会使“劳动过剩”时劳方地位也不至于太削弱，而资本过剩时劳方地位却会进一步增强。对于发达国家百年来穷人福利的巨大进步，西方历来有两种解释：左派认为是人民斗争的结果；而自由派认为是市场经济下资本过剩导致的自然趋势。笔者认为这两种解释其实并不矛盾：发达国家的民主福利体制即 “民主社会主义”在现代曾有高度发展，这既是劳工民主运动的成果，同时也与资本主义长期发展后资本积累过多、削弱了资本的谈判地位有关。  学学“他们工人有力量”  　　然而，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增加了发达国家的资本出路，面对工会，资本学会了“惹不起，躲得起”——躲到“低人权”国家。资本外流后加剧了本国劳动的相对过剩，劳工讨价还价的实力大减，工会雄风不再，福利体制陷入危机，所以西方左派要反全球化，而右派则在呼吁向东方学习，重振“血汗工厂”。  　　然而对于资本流入、商品涌出的中国来说，这种全球化的效果则完全相反。中国有些地方给外资“超国民待遇”，一些地方官商勾结压制劳工，甚至外商愿意让步而官员仍要压制，那是不民主的结果，是“低人权”的问题，与资本流入与否无关。今天中国固然有官府与外资官商勾结压制劳工之弊，但与内资的官商勾结（如引起关注的“官煤勾结”）压制劳工之弊难道不是更严重吗？关键的问题在于，发达民主国家支撑福利制度的两大因素在中国都“缺位”：本来旧体制下劳工的谈判能力就被人为压制，如果在市场逻辑中资本相对过剩，劳工的处境还好些——外资的进入就有这种功能，更何况不少入华欧美企业（东亚的日、韩、台企业就相对差些）本身相对尊重劳工权利的“社会主义习惯”也发生着影响。如果对外资关闭国门，或者人家对我们的商品关闭国门，那中国的资本将更稀缺，劳动相对就更过剩，劳工就更无法讨价还价了。所以中国的的一些“左派”朋友也跟着西方左派一起“反全球化”实在是不明事理。中国如果真有左派，他们应该做的不是使资本更加稀缺，而是与克鲁格曼那样的西方右派相反，学学“他们工人有力量”。  　　当然，这只是说中国劳工（尤其是如今最没有权利的“农民工”）应当有集体谈判的权利，并不是说谈判的结果也要以“他们”为标准。如果因为中国工人工资比发达国家低，劳动时间比他们长，就说这是“血汗工厂”，当然是不对的。既然中国搞的是市场经济，当然不能没有 （也不能仅有）市场逻辑，根据劳动力的供求，根据国家的发达程度，中国的工资水平可以比别人低些，以保持合理的（而不是畸形的）竞争力。但是，发达国家的工人能组织自治工会，中国的工人却不能组织自治工会，这就完全没有道理了。我们可以设想，中国的“农民工”即使有了集体谈判能力，也不可能把他们的工资、福利标准谈到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糟糕。我们如果要摆脱“血汗工厂”的“恶谥”，这件事就不能不做。当然如果我们接受克鲁格曼的逻辑，以“血汗工厂”为荣，那就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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