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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该怎样补偿

http://www.CRNTT.com   2010-05-21 12:11:18

“以前每个月有3000多元。”他撇撇嘴，“真的是累死！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或者12点，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我连花钱都没时间，三个月竟然存了一万块！” 　　在何杨入职富士康的第二天，他也来到了富士康。和其他工厂一样，这里也加班，每天差不多2个小时的加班时间，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吃饭时间，在最近，刚刚把周末加班制度改了，每个礼拜可以休一天。 　　“有时候听他们说有人自杀，烦死了。”他很不明白为什么要选择自杀，但是在宿舍住得很闷，一个宿舍的人几乎都不说话，“大家是不同的工组，上班时间也不一样，所以都不太认识。”四个月里，他们宿舍搬走了一个工友，又来了两个新的工友。 　　何杨说更愿意去和外面的老乡住到一起，这样有点意思，不像现在，下了班好像累得就要洗澡睡觉一样。 　　下班就回宿舍睡觉，好像是很多工人的程序一样，富士康1988年在深圳地区建厂，随后，在深圳的员工人数迅速达到40万人。这些人被招进来后，就被随机分配到宿舍中，然后经过简单的培训上岗。他们像是“被植入了电脑芯片的人”，每天都在接受同一种指令，到固定的地方吃饭、上班、睡觉。 　　从每一天的8点开始，这40万人启动程序，从宿舍到食堂到流水线，在各自的岗位上，按部就班地工作。 　　在富士康科技集团这个庞大的帝国里，这些“工兵”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以富士康国际为例，2009年利润为3900万美元，这只是富士康科技集团中的一部分而已。据台湾媒体报道，鸿海集团4月发布了2009年第四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公司第四季度净利润290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3.22亿元)，平均每日净赚3亿新台币(约合人民币6540万元)，合并毛利率达10.2%，创下该公司公布单季度合并财报以来的新高。 　　这组数据和何杨没有任何关系，他的劳动力价值就是每个月拿到手的工资，2000元，多一点，或者少一点点。 　　一个来自重庆的工友任超告诉记者，他才来了一个月，他的一个老乡，赶到富士康的南门招聘处，“这里更稳定点吧？至少不会拖欠工资。”任超这样跟他老乡说。 　　任超的宿舍里待的时间最长的一个人是两年，其他时间都不长。两年在这里被视为“比较长”的一个时间了，在富士康做测试的一个工友陈文斌说，他待了两年，是宿舍里时间最长的一个了。 　　每天都有人离职，也有更多的人进场，这个“超级大国”的兴衰，和他们谈不上任何关系。这个荣耀，创造了台湾首富、鸿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奇迹。 　　富士康：一个封闭的自足体 　　文/王如晨 　　无论具体原因如何，富士康都到了必须自我反思的地步。那么多年轻生命接连消失，已在产业界乃至整个社会公众心理层面投下沉重阴影。 　　但截至目前，富士康方面并没将亡羊补牢的措施推进更多。目前其标准说法是，公司管理出现了漏洞，少数员工产生精神危机，并宣称公司已制止了20起自杀举动。 　　笔者相信，这一沉重的心理阴影，可能将成为富士康以及它所代表的产业发展模式的转折点，并波及中国制造业。 　　当员工成为一段指令符号 　　员工接连自杀，富士康无法回避自己的企业文化特质缺憾。那就是，在这个庞大如中小城市的企业以及它的员工，有着涂尔干《自杀论》中描述的孤立特征。涂尔干如此说，个体社会关系越是孤立、疏离，人就越容易自杀。 　　富士康表面不像是封闭的企业。早在几年前，它便挂牌香港成了公众公司。而它借代工模式，也与全球众多IT品牌巨头建立了合作关系。 　　而恰恰是代工模式促成了富士康的封闭性。它最早做黑白电视机按钮，如今已成高度垂直一体的企业恐龙。垂直一体的好处是，可以提供一条龙代工服务，效率更高。而追求效率的动力，最后将一切资源都捆绑在商业流程中，在庞大的生产车间，员工只是封闭、孤立自足体中的一个微型元器件，一段指令符号。 　　或者说，员工必须成为机器，即便在车间之外。2007年3月，笔者参加了富士康昆山分公司举行的一场活动。现场整体方阵、各色旗帜、淹没一切的教徒一般的“我爱你，郭爸爸”的口号，将一种个人崇拜情绪渲染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但那一刹那笔者注意到，不少员工的脸上，并没那种发自内心的情感，他们的动作僵化、口号生硬。富士康将他们塑造成了缺乏情感但却高度服从的指令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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