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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王”阎锡山

http://www.CRNTT.com   2010-07-18 11:36:14

在3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 　　1935年，日本在侵占东三省后，开始筹谋“华北五省自治”，想让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组成联合自治政府，成为第二个满洲国。山西，因其战略地位、煤铁矿产，以及阎锡山的影响力，成为这盘棋中的首落子。 　　日本特使与其说客不断做阎锡山的工作，请他挂帅五省。但任凭软硬兼施，他总是一副太极身段，“极力忍耐敷衍”。他“不出头”，但也没置身事外，因为他知道，总会有人出头，那对华北乃至中国的危害总会祸及他的地盘。蒋介石、日本人、共产党这三方面的压力加诸其身，阎锡山自喻为“在三颗鸡蛋上跳舞，踩破哪一颗都不行”。反复权衡之后，他做出“迎共抗日”的选择。 　　中共代表、山西定襄人薄一波，就是在这时候到达山西，接管了牺盟会，在这条特别的统一战线上，跟阎锡山合作、周旋、智斗了8年。当时牺盟会掌握了全省80%以上的抗日县政权，新军发展到40个团10多万人，撑起山西的抗日局面，被誉为“敌后抗战楷模”。 　　薄一波在《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对这段岁月作过生动描述，其中不乏微妙之处。如他说服阎锡山释放关押在太原的300名政治犯，让那些爱国、有为的青年恢复自由之身，加入抗日阵营。范长江在1937年2月有过太原之行，《塞上行.太原印象》中记述： 　　我到太原的时候，正旧历正月十五前后，一切旧式的游艺组织，如秧歌、高脚、社火、梆子戏等，都一起搬了出来，热闹非常。但是这些旧东西，却完全换了新的内容。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支配这些东西，他们唱歌和演戏材料，或是已经成为抗日救亡题材，或者夹入许多抗战的唱歌和口号。这种做法，普遍到全省。 　　此间，阎锡山提出“守土抗战”的主张：“以反侵略反畏缩的意义，站在整个国家责任的立场上，纯论是非，不顾成败”，“不能等准备的力量足以抗战时再抗战，也不能把一件件事情都做得赶得上人家了，能和人家列强并驾齐驱了，然后把自己已失的土地收复回来”，“只要这块土地上有一个人，也该守土抗战”。 　　他提出的对日“实行持久战”、“宜在有利之地形与之作战”和八路军的实践不谋而合。 　　在与傅作义共同领导绥远抗战时，阎锡山以继母陈秀卿的名义，将父亲的遗产87万元捐给前线。晋绥军将领、学生、商人，随即纷纷解囊。 　　凡此种种，包括摒除党派之见起用共产党人，放手让薄一波发展壮大牺盟会，表现出他的政治胸襟，是他真心抗日的举动。山西当时成为陕北之外的又一个抗日中心，吸引了许多爱国志士。 　　徐向前是五台人，阎锡山的同乡，且在阎创办的省立国民师范读过书，是阎的学生辈。1937年9月他作为“向导”，与周恩来、彭德怀等赴太原同阎锡山商谈八路军入晋抗日的事。这次交道，令阎锡山对周恩来颇为佩服，事后他对薄一波说：“周先生对抗战前途看得非常清楚。”又赞：“周先生的确是个大人才，国民党是没有这样的人才的。” 　　在雁门关视察地形时，周恩来与阎锡山有过这样的对话—— 　　“如果日寇攻到这里，你准备怎样打？”周问。 　　“我拼了老命也要保住山西。”阎答。 　　半个月后，由阎锡山筹划，林彪、聂荣臻指挥的115师在平型关打了一个伏击战，取得八路军抗战以来第一个胜仗，也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歼敌并首次胜利的战斗——尽管它无力扭转中国军队在整个平型关战役的被动局面，无法改变对日作战的一连串失利及太原的沦陷。 　　节节败退的过程中，阎锡山有过骑着毛驴撤退的经历，也曾赋诗抒怀：夜向吉县行，昕水百余经。行人身半湿，残冰伴稠星。 　　正因为阎锡山与共产党的合作，国民党内部有“山西赤化”的诘责。1960年5月23日他在台北去世，有报纸刊载社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认为他“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结果“晋西事变”后，新军加地方团共约15万人同时叛变，携带新武器，投向朱德、刘伯承、林彪和贺龙；更有人暗指，阎锡山是国民党垮台的“首祸”。 　　阎锡山真心抗日的同时，蒋介石却横下一条心：攘外必先安内。他不断调遣阎和张学良带兵“剿共”——让晋军奉军与共军彼此消耗。阎、张同病相怜，深感再这样下去只能两败俱伤、国家大损；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才能保全自己、保全国家。 　　一年之内，张学良5次飞抵太原跟阎锡山“共商陕北剿匪事”，双方小心翼翼，边试探边由浅入深、由虚而实，彼此心照不宣。 　　1936年10月31日是老蒋50寿辰，阎锡山就停战问题进言，蒋厉声道：“你们只答复我一句话，是我该服从你们，还是你们该服从我？”阎锡山对张学良说：“汉卿啊，看委员长态度，咱们不能再说话了，以后看机会慢慢做吧。” 　　42天后，张学良和杨虎城在西安兵谏，扣押了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面对国家危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较好选择。毛泽东在写给阎锡山的信中说：“共维大局之语，至理名言，曷胜钦佩……愿我公出以有力之调停手段。”事实证明，阎锡山多方斡旋调停，功不可没。 　　至于1940-1944年间，阎锡山与日本人频繁的接触，通常被指斥为“勾结”，事实上，是一场无甚进展的讨价还价和软磨硬泡。日本想利用阎的身份、资历和地位令山西乃至华北脱离重庆政府，而阎想借助日本，在“剿共”的同时克服自己的困难，加强经济和军事实力。赵戴文曾向阎说，“以后无论局势如何变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卫的道路。”阎回答说：“我有我的主张，我为了存在，利用他们，绝不会走那条道路。” 　　谈判中曾出现过这样一幕：日方代表花谷正极不耐烦，对阎锡山拉扯起来。阎毕竟是读四书五经长大的，尽管难堪，也只是皱起眉头。 　　日本军方回忆录里，阎是个“有自私自利打算、老奸巨滑不吃亏、难以揣度的人物”。在日军1938年就制定的瓦解、诱降中国军队的计划中，阎锡山这部分代号为“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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