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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就是培育新经济增长“红利”

http://www.CRNTT.com   2010-07-28 07:44:56

再次是“人口红利”。一个国家在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较高的时期，生产力高而社会负担轻，往往是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根据联合国的计算，中国的抚养比（每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的60岁以上老人和14岁以下小孩的数量）从1975年的0.87%下降至2010年的历史最低点0.47，然后将逐步回升。此外，大量农村劳动力的释放，也为中国企业充分享受开放红利创造了条件。2009年末农民工人数达到1.5亿人，而1997年是4000万人。劳动力供给的充沛，使中国企业得以长期保持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 　　最后是“资源红利”。说起来，与人口规模相比，中国的资源并不丰富。但是长期以来，生产要素价格严重低估。宝贵的稀土资源被贱卖，是资源管理乱象的极端案例之一。据估计，2008年中国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环境被低估的价值分别占GDP的2.7%、3.5%、0.9%、0.7%和1.8%。上述要素价格的低估，客观上进一步放大了企业的成本优势，代价则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所占比例的持续下降和对环境的严重破坏。 　　文章指出，上述红利虽然不会一夜蒸发，但正在迅速减退，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也将逐步下降。 　　其一，中国已积累了2.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占美国GDP的12%，导致了伯南克所谓的“全球储蓄过剩”（global savings glut）。金融危机后，随着美国经济体系的去杠杆化，中国出口顺差将渐次收窄。同时，FDI虽然持续流入，但占GDP比重从1998年的4.5%下降到2007年的2.5%左右，推动力有所减弱。 　　其二，刘易斯拐点隐现，劳动力转向有限供给。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以及不断增强的工会谈判地位，意味着未来劳动力成本的逐步攀升，向合理水平回归。中国的老龄人口占比将从2001年的7%上升到2026年的14%，步入老龄化社会。但是中国目前的人均GDP尚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我们将面对“未富先老”的挑战。 　　其三，资源承载压力已臻极限。在地方政府的GDP崇拜推动下，经济高速发展也付出了沉重的环境代价。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中国单位GDP消耗钢铁、铜、铝、铅和锌的数量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6、4.8、4.9、4.9和4.4倍。结果导致了中国买什么什么大涨的现象，特别是铁矿石、石油等战略性资源，加大了经济发展的成本。此外，江河湖泊水质的恶化，给居民造成了严重的健康危害。此外，在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份额下降的同时，基尼系数却一路攀升至0.5左右，接近美国的水平，继续攀升将威胁到社会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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