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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造就“官二代”？

http://www.CRNTT.com   2010-10-25 13:26:03

官僚政治下，权力对一切可掠夺的财富在上交王权的定额外，均有肆意分配的能力——这种能力未必本身属于具体执行者的权力内容，但当它发生之后，通常并没有常设的有效权力可以制约它，更没有相应的个体性私权和社会性权力能够制衡它。因此，经济史学家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认为，“一个为官僚把持操纵的社会，本来没有什么法度可言，要说有，不外是有关人民对于他们的义务的规定，或有关他们自己相互之间的权利的规定罢了。”这意味着，所谓的“法度”无非是官僚集团内部分赃的法度，与保护人民利益无关。 　　当古典官僚政治的宿主王有制和科举制结束之后，现当代中国虽然另换政治衣衫，官僚政治却海棠依旧。即使近30年来半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促成民间财富的增长以及公民精神的局部以及部分普及，这种力量一来受制于官僚政治本身，二来公民社会遭官僚政治围追堵截，至少在目前还无法对官僚政治构成真正的制衡与威胁。为此，权力本位纹丝未动，其衍生的整个社会生态并无根本性改观，权力崇拜依然是“东方的故事”。 　　古代官僚政治形成了维护其存在与生长的一套伦理观念，就是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儒家伦理。马克斯•韦伯曾就中国古代的“家产官僚制”总结出一条基本规律：家产制下的官僚集团，也服膺家产制的资源掌控伦理，即古人所谓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韦伯并且认为，掌权的官僚群体，其投资的方向主要还在权力领域，权力本身成为财富的首要来源——所谓“升官发财”，从而形成独特的官僚政治经济。 　　当代官僚政治与古代官僚政治的一大差异在于，后者的总代表是基于血缘的王族，前者则是更大范围的一个介于可确定与不可确定之间的群体。为此，当代官僚政治的权力结构在垂直效果上似乎比古代更为分散，非集聚于某个家族。同时，原先的官僚政治技术性宿主科举制也被置换为另一种门槛更低的会员制俱乐部。 　　因此，当代官僚政治比科举制时代更没有理想和章法，但也正是因为其除了物质性利益内核，缺乏真正精神内核，其凝聚力也大打折扣。不过，古代官僚政治中依托于家族、熟人为核心的权力社会关系依然延续进入当代官僚政治，官僚们的直系亲属、姻亲、旁系近亲、熟人朋友等形成“权力—财富—特权”网络，以暗流形式遍布社会各个角落，根据权力等级，低调、直接或间接地分享权力带来的相应的等级性特权与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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