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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三家村”

http://www.CRNTT.com   2010-12-20 13:44:35

我的文章写完后，送交北戴河由邓拓修改定稿。过几天，稿子返了回来。文章题为：《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道德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就“道德继承论”与吴南星同志商榷》。署名是金世伟（北京市委的谐音），前面还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金世伟同志的这篇文章，针对吴南星同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了原则性的严肃批评，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发表于本刊“三家村札记”栏内。“三家村札记”是杂文专栏，由几位作者轮流撰写，均署名吴南星。现在看来，我们当时采取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妥当，因为实际上文章既非集体创作，而作者意见又非完全一致。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是经过本刊编辑部看了的。我们当时对于剥削阶级的道德，没有从“革命呢还是继承呢”这个根本问题上加以考虑，对于吴南星同志的文章只是做了一些枝节的修改，就同意发表了。这是原则性的错误；同时，在原则性问题上做了无原则的迁就，也是错误的。…… 　　金世伟的文章送回来后，我得到的指示是：“等那边的话再发”。直到1966年4月，北京市委在组织对邓拓的批判时，刘仁在发言中提及到金世伟这篇文章，并说了这句话：对吴晗，中央认为不公开批判。 　　现在看来，对吴晗的批判从1964年8月就已经开始了，而且是最高领导人的授意。否则，北京市委不会采取如此阵势，以“金世伟”之名，加了编者按作自我批评和检查，北京市委当时顶着很大的压力。金世伟的文章被扣下不发，并不是北京市委的主张，而是中央考虑所做出的决定。究其因，也许是最高领导层觉得公开批判的时机未到，也许是中央内部的意见分歧。 　　1965年初，江青以搞戏剧改革为名，到北京进行调查研究。市委指定宣传部长李琪陪同。据李琪的夫人李莉回忆，江青很难侍候，很霸道，不讲道理。她以特殊的身份凌驾于各级党委之上，企图砍杀北方昆剧院和地方剧种，不许老演员登台演出。当时北京市委觉得这样的安排不妥当，对江青进行了抵制。李琪对江青很有意见，给彭真写了封信。说江青飞扬跋扈、盛气凌人、唯我独尊，简直比武则天还难侍候。后来，别人告诉李琪：江青来北京就是专门来摸北京市委这个“老虎屁股”的。不久，“北京市委是大北京主义”、“眼中无我”、“破坏戏剧革命”等大帽子纷纷而下，矛盾和斗争进一步激化。 　　江青北京之行的同时，她在上海方面则秘密开始组织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文章。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出台，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最后的抗争 　　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大家都没有思想准备。《文汇报》如此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民主同盟的负责人和著名学者，确实非同寻常。 　　上海的做法，违反了1965年“文化革命5人小组”关于学术批判不要戴政治帽子，点名要经过中宣部，批判要以中央报刊为准的规定。彭真指示《前线》、《北京日报》不要转载。 　　姚文元文章发表后，吴晗立即给市委送来了他1959年写的《论〈海瑞〉》的底稿，并附信说明他写关于海瑞的文章是胡乔木转达授意写的，并根据乔木的意见在《论海瑞》一文中增添了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内容。 　　11月13日，邓拓召集范瑾、李琪研究吴晗《海瑞罢官》的问题。让我也参加了。邓拓在会上说：“不知吴晗反应如何？”当即他给吴晗挂了电话：“你看了文章，怎么样？”吴晗说：要是学术问题，我可以跟他辩论；他扣政治帽子，这是陷害。我1959年写的文章，怎么知道1961年有单干风？邓拓也觉得吴晗讲的有道理。在这次会上，邓拓还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听说《海瑞罢官》同彭德怀问题有联系，不知是真是假，咱们也不摸底。 　　最后，会议决定《前线》和《北京日报》开展学术批判，给《北京日报》抽调一批人组成学术批判小组。《前线》分工主要批判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指定我为《前线》学术批判小组的负责人。 　　到了11月底，随着形势的发展，拒载姚文已不可能。11月28日，彭真、刘仁、郑天翔、万里、邓拓、周扬商讨北京各报刊转载姚文的问题，决定在11月29日见报；为避免震动太大，只《北京日报》一家转载；转载时，加了彭真审定的编者按语：“几年来，学术界、文艺界对《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吴晗同志写的其他文章是有不同意见。我们认为，有不同意见就该展开讨论。”11月30日，《人民日报》也刊载姚文，根据周恩来、彭真的意见，加上了按语，希望通过辩论，能够进一步开展各种意见之间的互相争论和互相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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