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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中国的未来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 | |
http://www.CRNTT.com 2011-01-01 10:18:03 |
和讯网:对,像现在国家对收入分配改革非常重视,但是讨论了很久也一直拿不出一个很好的措施出来,有些措施可能即便提出来也实现不了,包括整个福利水平,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现在我们的整体福利水平还很低的时候,一些高级官员却出来表态,说我们不能像西方那种高福利国家学习,但事实上是我们现在可能连最基本的福利保障都没有。 陈志武:在中国近代史上,至少从孙中山开始就在提倡改变收入分配结构,这么多的文件、这么多的人提改变收入分配结构,我想这个话不是今天才开始有的,至少是一百多年前,甚至于过去更早的不同时期的农民革命都是以这个来作为追求目标的。所以不在于是否有这些口号,更多的是要在基础制度方面设计好,把所有希望达到的包容性增长和改变收入分配结构的愿望和目标,通过基础制度的安排来实现。很多人觉得美国社会的制度,私有制加上民主法制这样的制度安排,所实现的增长不是包容性的增长。但是坦率的讲,实际的数据告诉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增长不是包容性的增长,而美国的增长更加接近包容性增长。 众多转型短时间内同时进行对价值观造成严重冲击 和讯网:现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些年与经济高速发展相对应的,是国民的社会价值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你如何评价当前国人的社会价值观? 陈志武:这个比较复杂,我们必须承认,过去30年中国所经历的是多方面的转型,可以说几乎所有其他国家的转型我们都经历了,而且是更长时间经历的。第一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第二是从农业为主的经济向工业化的经济转型,第三是从所谓的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当然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就很多了。当然还有信息化社会的到了,包括互联网、微博等的到来,使得人们之间的关系、生活方式、工作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转型。 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多的转型同时进行,肯定会让社会的每个群体、每个人人都会出现很多的断层和很多的阵痛,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意料之中的,而价值观、文化方面被冲击的程度,肯定会很高、很多而且是很深的。这样一来,大家都感觉到这个社会跟原来确确实实是不一样了,在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点之前肯定还会有一段阵痛的过程。不过我觉得如果整个社会的言论自由度、人们的权利得到保护的程度如果更高的话,那么这种阵痛的时间可能会短一些,而且会调整的更快。 不讲诚信的正收益太高导致造假泛滥、信用缺失 和讯网:中国现在存在很多不好的社会现象,比如说造假泛滥、信用缺失,还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在中国盛行,这种现象你怎么看,是否如有些人说的是市场经济的必然? 陈志武:消费主义在美国也蛮盛行的,但是美国跟中国有一个很大的差别,这个社会很崇尚多样化,崇尚个性、独立性。所以尽管表面上看美国社会消费主义盛行,奢侈浪费的有很多,但是同时我们又会发现环境保护主义、个人的社会责任感这些方面,在美国社会总体上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在中国,自由表达,无论是言论自由、生活方式的自由和生活方式的个性化,尤其是在独立思考这方面都不是中国社会包括官方和民间非常欣赏的。所以在中国很容易出现大多数的人都追赶一个时髦,这样一来就造成大家在追求的目标方面,都过多的、过度的同质化,而不是多样化、个性化。 关于诚信的这个问题,我觉得最大的、核心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因为比如说像唐骏的这个事,有多方面的原因,唐骏的这个事被暴露出来后,他做CEO、做总裁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不仅仅没有因为它的诚信问题受到挑战下跌,反而还涨了一些。而且到现在还有一些机构、媒体办会议的时候照样邀请他出来。这一方面是体制问题,就是整个社会、股票市场上的投资者都知道,最后不管是行政部门还是司法部门,都很难去追究他的责任,所以这些投资者就没有理由用脚投票把唐骏做CEO的那个公司的股票卖掉,因为这个社会不会惩罚他,制度也不会惩罚。还有像陈进在上海交大微电子学院做院长,汉芯的造假那么严重,但是现在回过头来看也没有什么事,只不过是把他的职务开除了,他没有因为造假、欺骗、欺诈负任何的刑事责任。在这样的制度架构之下,没有人会认为造假和不讲诚信的代价是很高的,顶多被发现了以后就把你原来不该得到的东西还回去,甚至这一步都可能做不到。人们会看到不讲诚信、欺诈、行骗的正收益是非常高的,几乎没有负收益,那当然就会去这样做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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