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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被低估的十本书

http://www.CRNTT.com   2011-03-06 11:02:49

边缘势力何以主导了一个乡村的生活？ 周安安 　　在中国基层治理研究中，常见“灰色化”这一概念。它描述这样一种乡村社会状况——乡村社会呈现一种失范状态：黑恶势力成为乡村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力量，出现“恶人治村”、“黑（灰）社会治村”，并伴随着贫穷、空心化、暴力事件横生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本书以湘北的红镇为田野个案，以两个“混混”的生长历程为网络结点，展现红镇“混混”群体的网络结构、行动模式、发展逻辑与乡村社会的变迁逻辑，根据接自1980年代以来的乡村社会秩序所经历的结构性转型，解释乡村灰色化的特点和形成逻辑，理解当代乡村中的越轨行为与社会秩序，并进而完成某种结构式的“自我建构”与理论归依。 　　典型的“法外之地” 　　乡村，中国数千年来文化生长的基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奇迹的社会缓冲器，它或许在各类公共生活的言说中暂时失语，但在这个农村户籍人口占大多数的国家里，三农问题的重要性从未降低。 　　正因为重要，在面对乡村“灰色化”所带来的治理困境时，争执之声从未停息。一方面，官民矛盾尖锐，人民对权力普遍流露出不信任情绪的当下，在人们一般印象中的乡镇干部往往是蛮横愚昧、人浮于事、不懂法律也毫无传统道德操守；由于缺乏权力制衡机制，他们与地方黑恶势力勾结，压榨民财以自肥。这是民间对乡村失序原因的一种主流想像。另一方面，面对乡村的治理失序和道德溃败，也有声音认为，在改革开放前，国家和党的力量牢牢控制着乡村社会的秩序，那时候的乡村虽穷，但治理有序；如今乡镇干部难做，恰恰是因为他们手中权力太小，不得不向黑恶势力妥协。所以若要解决乡村黑社会化的难题，让国家强制性力量重回基层是唯一的选择。最终这些争执往往导致走上两条道路：各执一词的理论角力，或是站在碎片化的事实描述之上，对对方立场做阴谋论式的攻击。 　　湖南省社科院研究员黄海的《灰地—红镇“混混”研究（1981-2007）》一书，以细致的田野材料，为瞭解乡村“灰色化”问题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本书尤为令人赞叹的是，作者拥有小说家般的叙事能力，还原出一幅细节丰富却又立体多面的乡村变迁图景。在争执何种道路是可能的之前，我们可以透过这本书，看到在湖南北部的一个村庄里，灰色的“混混”势力是如何一步步影响了乡村生活的整体面貌。 　　故事发生的“红镇”似乎已成为典型的“法外之地”，在本地派出所警察华子看来，这里事事金钱开路，“混混”当家，“刁民”遍地，拳头当道，整个是无政府状态。警察完全成了弱势群体：不仅精心策划的地下赌场“抓赌”行为失败，上面还要求“稳妥、稳当、谨慎”处理，被赌场“混混”殴打致伤的警察们在医院躺了三天，最后医药费还得自理。“混混”们不事生产，游手好闲，每日成群结伙，打架滋事。这一完全负面的形象俨然市场化后的农村新贵。他们或靠强行承包工程而发财，或因开“地下赌场”而一夜暴富，或靠放高利贷而获利，或者在各种场所中当“马仔”而醉生梦死。 　　不尽庄稼人本分的“奸商” 　　如此嚣张的“混混”究竟何许人也？通过“红镇”两个青年“混混”—曾好义和陈根生的生长史可见端倪。“混混”的成长伴随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社会的各种重大社会变迁及乡村秩序的重整。“红镇”在1981年分产到户，那时候的乡村“混混”尚被看作是正常结构之外的边缘人，但由于社会风气的松动，他们同样有了生存的空间。本书主人公之一的曾好义作为长期副业人员，他在1981年包产到户时并没有分到田，只能无可奈何地前往广东，继续从事“奸商”事业。后来随着土地承包政策的变化，终于有了分田资格的曾好义衣锦还乡。此时的村民们对他又艶羡又鄙夷—虽然他的财富值得艶羡，但他始终是不尽庄稼人本分的“奸商”。 　　另一位主人公陈根生的“混混”之路则从打架斗殴开始。作为村主任的儿子，不喜读书的陈根生模仿香港电影建立了一个小型帮派，过着一种被村人看作“二流子”的生活。虽然历经收容，但他敏锐地发现，通过父亲在地方上的关系，只要不犯大错，小错不断的他在红镇社会中是无人奈何得了的。 　　随着改革的深化，市场经济逐渐深入到红镇乡土社会的每个角落。市场经济为中国社会传统分层带来了决定性的深刻影响。上世纪90年代初多变的政策，让红镇农民们措手不及。曾好义本想在国有粮食企业购销的改革中大赚一笔，高价收购一批稻谷，无奈国家为了保障粮食安全的政策回潮，让他做了个赔本生意。面对着上门逼债的村民，作为“奸商”和“经济能人”的他，不得不寻求非正常途径解决问题。 　　此时的陈根生已在镇里小有名头，虽然在此时的镇政府看来，他们还远不足以成为地方治安的隐患。但是对于一般村民来说，陈根生和他手下的混混，已经是最好不要去招惹的麻烦。在被逼债的村民将家中家具砸了个稀巴烂后，曾好义好烟好酒地“招待”了陈根生，请求他对这些村民进行恐吓。果然此招屡试不爽，承包电厂的曾好义又说服政府，聘请这些混混帮忙解决村内的偷电现象。　 　　至此，暴力与市场逐利的力量进行了首次合流。从此，暴力一发不可收拾地在红镇的公共生活中登堂入室。众所周知，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乡镇一级财政压力陡然增大，沉重的农业税费也摊到了每一个农民的头上。在财政改革的压力下，乡镇政权完全沦为县级以上城市的代理人。“当财政成为弱势的乡镇政权的首选目标，规则不能保证正常的权力运转时，权力就会走向非法生存。” 　　 　　“违法养执法”的治理逻辑 　　正如曾好义曾以“混混”的暴力性力量来为自身的市场行为保驾护航一样，此时的乡镇政府也同样想到了这一点。在一次村民有组织性的抗税上访中，抱有投机心理的曾好义和陈根生在这次上访中担任了领导角色。最终这次上访以县政府与曾好义“私下妥协”的方式结束。原本作为乡村边缘人的“混混”居然在面对政府的抗争活动中担任领导角色，这意味着经历了市场化改革和税制改革后，红镇传统秩序已经行将崩溃。但弱势的村民们并没有任何能够组织起来，与政府对话的政治能力，只能让好挑事、有手腕、天不怕地不怕的“混混”做了对抗的领导者。而基层政府也通过对“混混”的收买获得了新的执政灵感，转而开始在乡村社会酝酿以“混混”为中心的“扶植型秩序”。 　　红镇在2000年的村干部海选中，通过新镇长的“指导”，一大批被认为是没有能力的村官下台，而另外一批被认为是“具有魄力”的“混混”却成为了新村官。按照镇长的说法这叫“以恶治刁”。村民们在抗拒收税时，采取的往往是所谓“弱者的武器”，说得通俗些就是死拖硬赖，“要钱没有，要命一条”。这些方式对待政府是有效的，但是在面对比他们更不讲规则、更不要命的“混混”的暴力手段时，这些“弱者的武器”则失去了效用。 　　“混混”们的身体暴力不仅可以与行政手段相媾和，亦在进一步被金钱逻辑支配的村庄中，与市场暴力协调。陈根生通过将村里的年轻女孩介绍到广东吃“皮肉饭”而为自己赚取大笔财富，其余用暴力手段争取项目承包资格的事更是不胜枚举。这种暴力手段之所以不会受到村民严厉的道德谴责，其深层原因在于，混混主政下的村庄乱象，以及外出打工人群的增多，让已呈现“半熟人”社会形态的红镇乡村中的村民们失去了对村庄公共生活的热情。在金钱逻辑的影响下，尽快赚到钱，生活得更好才是村民们心中最大的政治。“对于村民们来说，自己这辈子最大的心愿有两个。一是希望自己的子女一定要脱离农村，二是如果有下辈子，再也不当农民。” 　　虽然基层干部对于这种以“违法养执法”的治理逻辑可能是清醒而无奈的，镇长拒绝混混们入党的请求，即显示了行政力量与暴力之间既互相依靠又彼此提防的处境。但是在2005年取消农业税之后，不再被政府需要的“混混”们不但没有式微，反而更显示出他们在乡村生活中已成为了结构性力量。在红镇乡村，村民们最重要的公共生活可能就是购买地下六合彩，而这些灰色产业自然是由“混混”主导的。 　　究竟是何种原因让混混们一步步迈上村落的政治舞台？在梳理了“混混”生命史与社会大环境的互动历史后，作者给出的答案是，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是国家治理、社会变革和社区权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在乡村传统伦理和集体主义意识形态都失效后，乡村自我管理的能力令人担忧。而此轮乡村社会的转型依旧是由国家全能主义主导的，这种国家推动下的转型又以经济转型为其主要特征，而忽略社会的建构与公民意识的培养，延续传统的官民关系，缺乏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 　　在社会学“深描”的视角中，乡村的溃败并非由于干部热衷于谋取私利，也绝非国家权力对基层介入不足。深入乡村的日常生活后会发现，正确处理国家权力与国家能力的关系，才是解决乡村治理问题的关键。 　　2010年10月28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公布并于即日起施行，受到法律肯定的村民委员会负责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它的作用和运行情况将对村民生活发生新的影响。 《灰地》 作者:黄海 三联书店2010年12月版 　　被低估的理由： 　　黄海的《灰地—红镇“混混”研究（1981-2007）》一书，以细致的田野材料，为瞭解乡村“灰色化”问题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个案。本书尤为令人赞叹的是，作者拥有小说家般的叙事能力，还原出一幅细节丰富却又立体多面的乡村变迁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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