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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域文化高度关联政治　应高度重视

http://www.CRNTT.com   2011-03-30 00:23:27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还可从理论上进一步加以阐释。福柯有句名言：“知识即权力”，说明知识（文化）从来就不是唯美、纯粹的自治领域，而是与权力（政治）紧密纠结在一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则称民族是一“想像的共同体”，也就是说，一个人认定自己从属于哪一民族、哪一国家，主要取决于“文化”，相同的“文化”－－譬如说着相同的语言、具有共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有着相同或相似的生活习惯和风俗－－是某一人群组成一个“民族”并认同这个民族的主要依据。20世纪国际学术界出现了“语言的转向”，近二三十年来更出现所谓“事的转向”。“事认同理论”认为：人们通过事活动－－即讲故事－－理解个人生命的性质与意义，建立起自我认同。人们所诉说关于自己生命的故事，通常显示他们如何回答一连串与自我存在、自我实现有关的问题，借着诉说故事和实践故事中的暗示与期望，人们逐渐变成他们后来所呈现的样子。关于个人自我生命的故事，通常镶嵌于更大的、关于某种集体的公共事，从后者取得主要的参考架构。 　　简单说，“认同”问题紧密关连着历史或文学的事，这种事可以塑造或转换一个人乃至一群人的“国族认同”。如果回想一下，我们认定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很大程度是从小父母对我们讲的，或是中小学的教科书上这样说的，而且大多是通过讲故事的方式传达给我们的。由此我们也可知道无论“台独”人士或是日本右翼人士，为什么他们对于教科书都那么重视。近年来，“认同”问题成为台湾学界的焦点，以“认同”为主题的著作接踵而至，层出不穷。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不约而同地跨界进入文学的领域，一改以往主要依据社会调查或历史档案资料立论的习惯，广泛选择和采用了游记、善书、小说、民间传说、日记、杂志、语文教材、报纸社论与专栏等各种事性材料作为其论述的主要论据，这都说明“文化”与“认同”的紧密关系。 　　在现实社会中，如果说“政治”更多地指高层政治人物的活动，那“文化”则更多地指向民间－－广大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在台湾，很多现象表面看来属于政治问题（如选举），但归根结底，其实是文化问题。因此我们对二者的关注不可偏废。当前的台湾政治研究中，往往注重于选情的分析，关注什么人会当选，但这些民调的资料、选票的统计，只能回答“是什么”（即说明当前是什么情况），却无法回答“为什么”（即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以及“怎么办”（即我们如何促使它改善）的问题。比如，选前的民调往往只能“预知”而无法“改变”选举的结果，如要瞭解部分台湾民众为何会产生某种认同上的偏差，也许只有从历史中去寻找最根本、最深层的原因。至于要对民众的认同取向产生作用，文学（广义的“文学”还包括报刊、广播、影视等现代传播媒介）则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试举一两个例子。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阅读了鲁迅等左联作家作品而奔赴延安的青年学生，不知凡几，甚至使蒋介石后来在总结大陆失败的原因时，将之归于国民党文艺工作上的失策，称其为“一掴一条痕”的教训。1又如，笔者于2007年上半年在彰化师大客座时，目睹某亲绿电视台在其专题节目中以1948年军警当局在上海枪毙共产党员，以及德国法西斯在二战中杀害犹太人、尸体堆积成垛的画面当作台湾1947年二‧二八事件时“国军”“血洗基隆港”的“证据”，由此深刻体会现代媒体－－特别是当它有意散播一些虚假内容时－－在塑造或扭曲民众认同时可能发挥的巨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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