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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教育60年:在蒙昧与尴尬中摸索 | |
http://www.CRNTT.com 2011-08-31 12:13:10 |
现状与未来 最后一块阵地? 和许多长辈一样,1988年出生的陕西乡镇少年俞哲炜,对于生理卫生课的记忆是:生物老师临时有事来不了。自己盯了半天生物课本的生殖图,还是没能明白精子和卵子究竟是如何结合成受精卵的。手淫之后,总是陷入空虚和自责。初二时,他和同学上山玩,竟然发现同学在一边教唆两个10岁的孩子进行性交,而孩子全然不知自己受到了侵害。 几年后,他完全弄懂了性交全过程,回想起当时的情景,就感到很恐惧,这才意识到,如果孩子懂得自我保护、如果同学懂得不能侵害他人、如果“天资驽钝”的自己懂得基本常识,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生物课堂上的那点事,被反覆讲了几十年。老师们遮遮掩掩的态度,也是学生回首性教育往事的残存记忆。性教育被千呼万唤,却仍然步履蹒跚。 事实上,中国性教育的实践,一直都还处于探索阶段。上海、北京、重庆、深圳等地都进行过性教育的试点和推广。 2003年起,深圳市教育学科“十五”重点课题《深圳市中小学性健康教育研究》调查了近三千名学生和700名家长,结果显示,深圳市小学生基本仍未接受性健康教育。紧接着,深圳市出版首部《深圳市中小学生性健康教育读本》,读本贯穿从小学到高中的性教育。除了生理知识,还详细地谈到了怀孕的诊断方法、避孕措施和人工流产等内容,并提及同性恋、性心理障碍等问题。 2004年,深圳开始在24所学校开展性教育试点,规定小学五六年级每学年不少于5课时,初中阶段每学年不少于6课时,高中阶段每学年不少于8课时,可开设选修课或讲座,并尝试使用该读本作为教材。 根据当时的报道,这本教材引发的舆论关注度超乎人们的想象,人们在猜测,深圳的这本教材会不会成为全国通行本?事实却是,《读本》由于“尺寸过大”遭到家长投诉,同时也因为健康教育课未能纳入教学课程计划,首印的两万册难以售完,陷入无法广泛推广的尴尬境地。 在重庆的试点,也遭遇了相同的困境。早在2003年,重庆出版第一套性健康教育教材,并在小学进行试点,对学生进行性健康教育。几年后,按照规定,为了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学校不能随意给学生订教育部规定之外的教材,性教育课成为被砍对象。 2008年12月,教育部公布了新制定的《中小学健康教育指导纲要》,在纲要里,教育部把“生长发育和青春期保健”的教育分为5个水平,从小学一年级贯穿至高中阶段。其中,一二年级的教育必须解决“我从哪里来”的问题。而高中阶段则明确指出:婚前性行为严重影响青少年身心健康;避免婚前性行为。 “讨论了30年,还这么热烈?”潘绥铭觉得,目前的讨论层次太肤浅,“全世界除了中国和朝鲜,大概都早就开始性教育。瑞典的性教育历史都有七八十年了,我们现在还没赶上人家30年代。” 在他看来,中国整个性教育的方向就是错误的,“从五四开始,就把性教育当作灭火器。老师并不是真不懂教学生,而是害怕学生发生性行为,自己要负责,因此最好什么都不讲。” 在潘绥铭设想的模式中,性教育应该设计成一对一咨询的形式,而不是统一的课程;性教育不应停留在生理的层面,而应该讨论如何恋爱,如何拒绝别人;应该有基本的底线教育尊重对方,双方自愿。至于性教育的目的,“第一传播性快乐,第二防止性悲剧。要告诉孩子性是正常的,险跟炒股一样,爱情也有风险,也得谨慎。” 在刘达临看来,中国的性教育对人格教育方面远远不够重视。“他的性观念是健康的还是肮脏的?他怎么对待爱情?在这方面遇到问题要怎么处理?这对青少年的人生观、价值观、理想、道德很有影响。” 他认为,性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提倡健康自由、合理控制的性。而健康自由的内涵则是自愿和无伤。“自愿就是性行为不受到强迫,无伤就是不要伤害自己、不要伤害对方、不要伤害社会。”他说自己既反对保守腐朽的性观念,也反对毫无边界的性观念,性教育应该在两者间找出一条正确的道路。 应该如何平衡呢?刘达临觉得这很难描述清楚,但他坚持认为学校的性教育,应该与鱼龙混杂的社会性观念争夺学生的最后一块阵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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