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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道德解体的根源

http://www.CRNTT.com   2011-11-29 10:43:47

单靠市场也不能建立道德 　　不过，自由派也同样解释不了很多问题。中国的很多道德问题固然和政治权力有关，但市场并不是解决道德的途径。市场化在通过遏制政治权力而解决了一些道德问题的同时也产生着其它无穷的问题。历史地看，市场的发现改观了人类的经济发展史，为经济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但同时，也为人类的道德体系带来巨大的挑战。马克思曾经把西方很多道德问题归之于市场化。“看不见的手”（市场）的发现者和提倡者亚当斯密也着《道德情操论》，强调道德情操在一个社会运作过程中的至关重要性。在西方道德体系发展过程中，宗教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西方的宗教改革既为资本主义的崛起提供了精神条件，但资本主义的兴起对宗教为基础的道德产生了很负面的影响。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增加，尽管宗教还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德资源，但政府或者说政治权力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这并不是说，政府取代了宗教提供道德资源。政府对社会道德的重建提供了社会基础，主要是通过对社会提供保护机制，例如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公共住房等人们称之为“公共财”(public goods)的公共服务。社会保护机制极其重要，没有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西方道德的转型成为不可能。政治权力并非和道德相悖。西方从早期原始资本主义发展到后来比较人性化的福利资本主义，这本身并不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这种转型是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结果。 　　从今天美国和西方社会道德状况看，市场化和道德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例如这次金融危机可以理解为金融部门过度市场化的结果，或者说缺少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的结果。金融危机对西方的道德体系产生着负面影响，包括商业道德和一般人的社会道德。 　　回到中国的情形，自由派既很难回答左派所提出的很多问题，即市场化对道德的负面影响，其所提出的去政治权力化的主张在实际生活中毫无可操作性，只不过是一种过度理想罢了。  　　无论左派还是自由派，双方都有些道理，但哪一方也没有能够找到解决方式。一方是怀念毛泽东，一方是怀念西方，没有别的了。 　　实际上，如果人们能够从经济、社会和政治三者的互动关系来看问题，会比较清楚。无论从西方的历史还是中国的经验，政府权力站在哪一方，是资本还是社会，就会产生不同的政体，也就会改变经济和社会领域的的平衡。所以政府和政治权力很重要，是个平衡器。这三者一旦失去平衡，道德的社会基础就会遭到破坏，社会道德就会解体。 　　在中国，无论是市场的滥用还是权力的滥用，都和政治权力有关。首先是政治权力导致了滥用市场。中国的早期改革者没有把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区分开来，导致把经济政策引用到社会领域，导致社会领域的过度市场化，从而是货币化。也就是说，自由派所提倡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闯入了中国的社会领域。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只有在经济领域发生作用，主要表现在私有化运动。当然，新自由主义在金融领域导致了政府对金融领域缺少监管，从而酿成了危机。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社会抵制，教育、社会保障和公共住房都没有能够私有化。但在中国则不然。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遇到了强大的国有企业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则不一样。中国没有社会抵抗能力，新自由主义在政治权力的扶持下很快就攻占了诸多社会领域，包括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些领域都是要求政府大量投入的，但在中国则是暴富领域。社会被破坏了，社会的道德基础就没有了，其解体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其次，滥用权力也导致着社会道德的解体。自由派所说的权力毫无制约是一个原因。但更严重的是权钱的结合。在两者的结合面前，社会没有了任何权力。没有政治权力的合作，新自由主义不会在中国社会领域如此快速蔓延。中国社会并不是没有抵抗能力。社会一直在抵抗着社会的被市场化和货币化。但一旦政府站到了资本面前，社会便没有了任何反抗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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