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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贲：“文革”的隐患在哪里

http://www.CRNTT.com   2012-04-03 10:04:05

无论是把“文革”看成是一个教训，还是当作一个经验，其中都包含着某种对“文革”的记忆。“文革”的隐患在哪里？是哪些隐患？对这类问题的回答同样取决于人们对“文革”的记忆。这种记忆应该不仅是经历过“文革”的人们的个人记忆，而且更应该是整个民族，或至少是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所共有的集体记忆。 　　“文革”结束已经过去了36年，今天的“文革”记忆远比“文革”刚结束后不久要更多样，也更充满分歧和冲突。这不仅是由于当事人在“文革”中的不同经历形成了不同的记忆，而且还由于“文革”后出生的年轻人与前一两代人之间有代沟，因此产生了“后记忆”与“记忆”的差别。有鉴于此，现在更迫切需要形成一种有助于汲取“文革”教训的集体记忆。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这样一种集体记忆并未能充分形成。 　　“文革”亲历者对当时发生在自己身上或社会中的事情有刻骨铭心的记忆，心理学家称这种记忆为“记忆隆起”（reminiscence bump）。记忆研究发现，人对十几二十岁时发生的事件有最为持久的记忆；一般人对经受的创伤，尤其是精神创伤，也有特别顽强的记忆。创伤记忆与“教训”有相当直接的联系，因为对创伤的顽固记忆，可以使人们快捷地回想起造成创伤的事件，而这样的记忆对他们能否存活至关紧要，“顽强地记住对生命有危险的事件，包括事件在哪里发生、是什么原因、谁为此负有责任，能增加我们避免在未来再发生这种事情的机会”。 　　这样的个人记忆虽然重要，但还不足以形成可以与他人，尤其是与后代人共同拥有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一种群体的，而非个人的长期记忆。心理学家耐舍尔（Ulric Neisser）曾将长期记忆分为两种，一种是回想个人经历的“事件记忆”。当回想的事件对记忆者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时，它会成为“自传记忆”，也可能成为他的“人生叙述”的一部分。 　　另一种是“语义记忆”（semantic memory），语义记忆是一种社会记忆，它为发生的具体事件提供了一个可理解的语境。语义记忆需要借助叙述的形式，“文革”文学、回忆录、历史记叙等因此成为重要的记忆载体。语义记忆还需要有公共的“记忆场所”（memory sites），如博物馆、文物、纪念日或人物、公共论坛和刊物。 　　语义记忆的形成、丰富和完整，都需要有适宜于自由地言说和交流的公共空间。惟其如此，才能形成群体记忆所必不可少的知识、观念和认识。要重视和警惕“文革”隐患，就不能忽视“文革”记忆。随着“文革”当事人的逐渐逝去，这种记忆必将越来越是一种集体性的记忆。 　　（徐贲 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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