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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贞昌错失有利机会显示他并非是政治家,既没有远见也没有洞察力。 |
中评社北京6月29日讯/澳门新华澳报评论员富权今天撰文“苏贞昌未能把握机会却又放空包弹”分析说,苏贞昌接任民进党主席之后,在两岸事务领域上发生了某些可能对民进党较为有利的变化,苏贞昌却未能好好地把握住这些难得的机会,且在两岸事务上似放“诈雷”。详论如下:
苏贞昌接任民进党主席之时,曾“于无声处响春雷”地放了几个“炸雷”,其中一个是调整民进党的大陆政策,在恢复中国事务部的同时设立更高层级的中国事务委员会,并商请其党内政敌、但却是党内诸“天王”中最瞭解大陆事务的谢长廷出任主委。这既是苏贞昌要缩小民进党走向再次执政“最后一哩路”的需要,也是搞好党内团结,调动各派系及一切积极因素(蔡英文除外)迎战“二零一六”的手段。
但在此后,却是“雷声大、雨点小”,甚至是连“雷声”也像进入深冬那样成为绝响,因而这个“炸雷”也就变成了“诈雷”。这极有可能是由于苏贞昌与谢长廷在推动党的大陆政策的方式上,存在着较为尖锐的矛盾,因而对将攸关自己的“二零一六”之梦是否能圆的大陆政策问题,交由其党内政敌掌理甚不放心。实际上,据说谢长廷主张就大陆政策进行党内大辩论,但苏贞昌却反对,并担心倘由谢长廷主持大辩论,将会使其籍机掌握党内政策主导权,反客为主,对自已的党魁地位造成威胁。实际上,这在民进党内是有过前例的。一九九八年民进党进行“中国政策大辩论”之后,当时的党主席许信良在党内的主导地位就逐渐被削弱,陷于边绿化,反而在大辩论中表现亮眼的陈水扁后来却受到党内拥戴,以至于“党代会”专门为他修订《公职候选人提名条例》,增订“陈水扁条款”,使他能解除“四年条款”的束缚,并终能令民进党实现“政党轮替”;而许信良却被迫脱党参选“总统”,但仅得七万九千多票,一生英名一夕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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