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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周作人：周作人的国事与家事

http://www.CRNTT.com   2012-07-08 10:08:05

青年周作人（中）与妻子羽太信子（左）。 　　中评社北京7月8日讯／从1986年起，识其作品，研究其生平思想，书写其传记，直到今年2月首次全面推出11卷《周作人译文全集》，学者止庵浸淫苦雨斋主人已二十多年。周作人的着译将近一千万字，他说，反覆读了好几遍。 　　他试图走进周作人的世界，发现有5大难处：日记至今没有完整印行;上万封书信只见数百;档案材料不曾全部公布除了南京审判那一段之外，1949年以后周作人不时到派出所书写的交待材料思想汇报始终未见;当年的新闻报道、访问记、印象记(尤其是日本部分)也没有汇编刊行;还有，不同年代各色人等的回忆文章缺乏核实订正。 　　更有一层，对于“兄弟失和”、“附逆”等重要事件，周作人效倪云林之“绝口不言”，因“一说便俗”。所以细读《知堂回想录》而深感不满足者大有人在。他的态度则近乎狷介：世人如何解密、评判、阐发，请便。但无论人们怎样调查考证，能得到的不过是事实的片断，其中涉及主人公复杂的心理、思想活动的部分，注定成谜。 　　种种这些，令人们至今无法读到一部翔实可信的生平与思想相融的周作人传记。同时，在一代代特征各异的解说者或持道德优越感，或偏好戏剧效果，或对历史惯持倒推式的后见之明，或因爱慕其文而吞吞吐吐那里，周作人生命中的某些篇章早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鲁迅亦然。 “日本人爱美，但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 　　人物周刊：有种说法，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好感，是导致他附逆的原因之一。 　　止庵：我觉得有一个最大的误解，就是认为周作人亲近日本文化，想以它来替代中国文化。 　　从1906年去日本到1945年，40年里周作人对日本文化的言论都在那儿。这里面有一些共同的东西：他也认为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有优势，但这优势体现在文化本身，从来没说过体现在政治上。“七七事变”前他写的4篇《日本管窥》，还有两篇《谈日本文化书》，讲到日本文化有两种代表，一种是“贤哲”，另一种是“英雄与无赖”，他对于前者很推崇，而对于后者则从来没有好言语，譬如“英雄者实在乃只是一种较大的流氓”。 　　他并不主张以文化研究的结论来概括一个民族的一切。他说：“文化是民族的最高努力的表现，往往是一时而非永在，是少数而非全体的，故文化的高明和现实的粗恶常不一致。”他也说过，“日本人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行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却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但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现在所有的几乎全是卑鄙龌龊的方法，与其说是武士道还不如说近于上海流氓的拆梢。”即使在华北伪政府任职之后，他喜爱的仍然是日本的民间艺术或文人画师的作品所体现的那种文化。这种态度延续始终。 　　人物周刊：您在《周作人传》里说，1938年以后周作人的想法和做法跟汤尔和有很大关系，说汤是周作人除了鲁迅以外惟一甘愿追随的人。此话怎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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