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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广昭：当代中国政法机制之变迁

http://www.CRNTT.com   2012-07-16 11:48:29

然而，转折发生在1989年。那次风波之后，中国领导人再次强调“稳定”的重要性，甚至视“稳定”为最大的政治，这使得政法工作的重要性再次凸显。次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恢复了中央政法委员会，并且大大加强了它的职能。这份文件开宗明义：“维护稳定，是全党和全国人民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加强政法工作，对于保证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 　　1991年，中央社会综合治理委员会成立；2000年，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成立；2002年中共十六大后，开始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担任中央政法委书记，至此，政法委形成了目前的机构架设。 兼任模式的争议与变迁 　　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政法委机构设置的过渡性和辅助性特点非常明显，后来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政治氛围之下，政法委作为中共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的地位开始确立起来。某种意义上来讲，政法委在中国维稳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的变迁，背后折射的是中国社会矛盾、利益冲突或缓和或加剧的时代变迁。 　　中国进入21世纪的这些年，经济高速发展，日益崛起为一个世界瞩目的经济大国；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昂贵的，单是带来的社会矛盾和不满情绪，就让人惊愕。由于缺乏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利益诉求的渠道、不满情绪发泄的渠道都受到了阻碍。“经济越发展，社会越不稳”，似乎成为中国一种独特的现象。在此背景下，“稳定”便再次成为执政者的第一偏好。 　　社会的变迁在政法领域，也开始显现出微妙的变化。从2003年起，各地公安厅（局）长由政法委书记兼任，渐成普遍现象。这种兼任模式引起的争议不断，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有碍司法公正。 　　在中国的现实中，政法委的职能设置，贯穿其中的是两个政治目标的小心平衡——“坚持党领导政法工作”和“保证司法审判独立进行”。然而明显的是，政法委在第二个职能上的表现是不如人意的。 　　笔者认为，这种兼任模式与中国这些年来的法治倒退，便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从近些年网络媒体报道的一些典型案件中，也不难发现这个关系。 　　中国著名学者于建嵘就曾指出：“现在政法委在维稳的旗号下，职权扩张是十分危险的，实际成为地方党政领导控制法院和检察院的工具。特别是一些公安局长兼政法委书记，由警察老大全面指挥司法，难免不制造冤假错案。” 　　有迹象显示，中国领导层开始认识到这一模式的弊端，并开始进行一些改革和探索。中共中央组织部2010年下发文件，要求省级政法委书记不再兼任公安厅（局）长。在今年的换届中，这一趋势就非常明显，进而影响到地方。尤其在广东，换届后的21个地市政法委书记均不再兼任公安局长，改由一名政府副市长兼任。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作为曾经长期主管中共政法工作的元老——乔石——重新出现在公众视线，引发了人们对中共政法管理体制可能出现变动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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