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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要稳增长就必须稳投资

http://www.CRNTT.com   2012-08-17 08:37:50

3 　　对中国的投资率要有实事求是的正确估计，不要轻易得出过高的结论 　　近年来，媒体上充斥着关于中国投资率过高的各种评论和意见，一些专家学者也认为中国的投资率是过高的，但仔细研究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提到投资率的高低如何判断？什么样的投资率才是合理的？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宏观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即宏观经济平衡的最基本条件投资必须等于储蓄（I=S），我们就不难推出判断投资率高低的标准是储蓄率。按照这个标准去分析研究中国的投资率或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中国的投资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1.由于体制原因，我们的投资率存在高估，而消费率存在低估。 　　2011年世界银行有个研究报告认为，由于统计方法，税收规避，投资漏损等因素使中国的投资率存在高估，消费率存在低估，两者偏差可能在10-15%左右。即消费占GDP的实际比例应为40-55%，而投资占GDP的实际比例应为35%-40%左右。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的投资体制，就不难发现造成投资高估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项目层层转包，投资资金大幅缩水，一些中标人将其承包的中标项目压价倒手转让给他人，最后实际用于工程建设的费用大为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投入远没有统计数据上的那么大。 　　二是虚设项目与虚报价格。即在工程项目中存在虚设项目、虚报采购价格、重复计算工作量等。国家发改委2006年在中部六省区开展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清理检查过程中，发现这种情况较为普遍。 　　三是腐败造成投资资金流失。在现有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下，少数官员贪污投资工程款，使投资金额在进入实际工程过程中缩水。而为获取项目而支出的公关费用、招标过程中发包方得到的回扣等，在统计上以工程款项而被纳入固定资产投资，造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被高估。 　　另外，由于体制性因素，有些消费比如行政事业单位违规福利的发放、公款吃喝等。这些公款消费、公共福利可能进入项目预算而不能以消费的名目列支，消费中没反映，却在投资中反映。 　　2.日本、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期都出现过投资率的大幅提高，而经济萧条期则往往表现为消费率占比过高。相比日本、韩国，经调整后，中国的投资率并不太高。 　　日本1955-1970年是城市化工业化时期，投资率由23.62%上升到1970年峰值的39.2%。这个时期也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73年-1990年，日本资本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国民经济步入中速发展阶段。1990年之后，资本形成率降到30%以下，GDP增速进入低速增长区间，徘徊在1%上下，很少有连续3年超过2%的增长。2009年日本的消费率高达79.3%，而同期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却分别只有22.9%和20.2%。 　　日本的消费率上升以及投资率下降伴随经济增长活力的下降，关键问题即是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储蓄、消费及投资的失衡问题。日本储蓄率与其资本形成率、经济增速存在密切联系。数据显示，储蓄率与资本形成率的相关系数高达0.94，储蓄率与经济增速的相关系数为0.69。 　　韩国工业化时期投资率峰值达39.85%。1960-1991年间，韩国投资率持续处于上升阶段，并于1991年达到峰值39.85%，此后逐步下降，1998年降至低点25%后缓慢上升，2008年为31.41%。1992年至今，韩国进入中速发展阶段。资本形成率平均为31.5%，最终消费率平均为66.5%，净出口率为2.1%，GDP增速平均为5.2%，比上一时期低4.3个百分点。 　　3.中国赶超型经济和处于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的特点，要求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投资率。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当一个国家处于以农业为主的时期，没有过多的剩余可用于建设，消费投资比中的消费必然占极高的比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为适应工业化的发展，对基础设施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导致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消费投资率中的投资比率会不断提高。 　　而当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拥有了足够的基础设施和物质生产能力时，投资的需求增长相对缓慢，政府和民众会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费，投资率就会从停止上升到逐步下降，最后保持在满足维持简单再生产和经济低增长的水平，消费投资比也相对稳定在消费率较高的程度。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城市化水平刚刚达到50%，较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和质量有很大差距。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是中国经济发展可以依赖的红利，也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高储蓄率得以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口红利不但提供劳动力供给，还对基础设施、交通运输、住房、劳动就业带来旺盛的需求，从而促成了经济高速发展中所需要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但应该看到，看似无限供给的中国劳动力资源并非真是无限供给，2009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纷纷出现招工难，劳动力成本上升，“民工荒”突显。从连续多年发生的“民工荒”到“工资上涨”都表明中国劳动力成本在加快上涨。而与此对应的人口红利将逐渐减少，储蓄率也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而下降。 　　在中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还未实现的时期，中国的老龄化却提早到来，这更加剧我们的紧迫感。抓住最后的机遇，珍惜每一分储蓄，把储蓄资源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加快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投资，既是经济规律的要求，更是增加国民福祉，防止未富先老的社会责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高储蓄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高投资不是中国经济问题的，而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唯一正确的路径。 　　4.相比中国的储蓄率，中国的投资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储蓄率往往小于投资率，储蓄跟不上百废待兴的投资需要，所以要大力吸引外资来补充国内储蓄，以满足投资需要。但储蓄往往满足不了更大的投资需要，所以那个时期宏观调控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控制消费扩大储蓄，控制投资，防止与储蓄过分失衡造成国民经济过分对外负债。 　　但19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中国储蓄率的快速上升，中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是投资率长期较大幅度偏离储蓄率的问题。尽管中国的投资率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不算低，并随着储蓄率的上升也呈现较快上升势头，但由于投资率始终没有赶上储蓄率的变化，相反，每次的宏观紧缩都要承受首当其冲的调控冲击，储蓄率仍始终高过投资率，导致两者间长时间存在较大缺口。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该缺口达到3.5个百分点，在上世纪90年代其他年份中储蓄率约高出投资率1.5到3个百分点。 　　自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后储蓄率与投资率的缺口呈现扩大趋势，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两者缺口已经扩大到10.7个百分点，之后在国家促进投资政策拉动下虽再次缩小，但仍然保持在5到6个百分点。中国3.3万亿高额的外汇储备及长期面临的流动性过剩就源于这种缺口（扣除净资本流入因素）。 　　中国宏观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储蓄长期大于投资的不均衡问题，这种储蓄与投资的内部失衡在滞后的外贸政策、外资政策和汇率政策作用下，最终转化为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的外部失衡，这种外部失衡又在滞后的结售汇政策作用下转化为更严重的内部失衡，即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货膨胀，最终国内经济陷入控通胀与保增长的交替循环之中。 　　因此，我们认为中国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损失，也是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但这种通胀是一种不同于纯货币信用过量供应而导致的通胀，而是一种由外汇储备而来的流动性过剩而造成的通胀，我们可以称之为有物资保障性的通胀。 　　治理这种通胀不能依靠紧缩货币信贷和控制投资增长，相反，需要扩大投资去缩小与储蓄率的差距才能减轻贸易顺差压力和过剩流动性来源，否则，不仅这种通胀得不到有效治理，反过来还有可能为了控制通胀而导致经济增长放慢。当前中国经济运行走势就是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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