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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革命，两个政治传统——朱学勤谈美国、法国革命

http://www.CRNTT.com   2013-03-20 13:10:32

人物周刊：关于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有所谓的大、小契约论，是否也在某种意义上提出了政府合法性的问题？ 　　朱学勤：契约论是从17世纪开始的。在这以前，君权神授，是没办法质疑的。从霍布斯、洛克一直到卢梭，契约论提出了统治权力的合法性，把权力的来源从天上拉到了人间，其进步性、合理性就在这地方。但到了卢梭那里，夸大到要把整个社会都交给政府，所以叫“社会契约论”，这就非常危险了。如果仅涉及政治问题，民众和政府可以有一个契约，最典型的就是所谓“统治者的权力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它在制度上有一些仪式化的安排。比如4年选一次总统就是人民把让渡出去的权力拿回来再重新授权一次的意思。 　　人物周刊：比较英、美、法三次革命，革命之前，美国没有纯粹的观念活动，英国只有三两个思想家窃窃私语，而法国有风起云涌的启蒙运动，为什么看起来理论准备最充分的法国革命取得的成果实际上最不稳固？ 　　朱学勤：法国革命前，所谓的启蒙活动扩大为启蒙运动，意味着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动员程度已经达到了最大值。一旦政治体制难以容纳，会引起爆炸性的后果，即小革命（政治）到中革命（社会）到大革命（精神）。历史上的小革命，其实都是有限革命，政治参与没达到爆炸性的程度。比如美国制定宪法，55个人的一个关门会议。但它不是一个拒绝民主的会议。如果说制宪的过程是共和，各种利益谈判形成双赢的结果，那么开门把宪法交给纳税人，经过投票同意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民主了。法国不是，制宪一下子进入大民主阶段，所有人都可以发表意见，都可以否定另一个人的意见，民主进入到了广场阶段，所以很难确立一个比较稳定的宪法文本。罗素曾讲过，“在落后国家，观念引起革命；在先进国家，革命引起观念。”这话很有深度。因为在落后国家，除了知识分子的观念力量外，其他力量都很薄弱，观念力量一呼百应，往往一上来就引起大革命。法国、中国、俄国都是观念引起的革命。在先进国家先有实际的革命，变动了政治制度以后，再释放观念的辐射力，观念跟着慢慢变化。 　　人物周刊：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领导集团的不同构成是否也对革命风格有影响？ 　　朱学勤：有一个有意味的现象：两场革命的领导集团，美国的都全身而退，没有一个死于内部厮杀；法国有相当多的人，不是死在王党、反法同盟等敌人的手里，而死于革命内部的绞杀。丹东是罗伯斯庇尔所杀，罗伯斯庇尔是热月党人所杀。其他革命领袖被杀死的太多了。这情况在美国革命中找不到。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两国的领导集团不同。法国革命的领导集团，大多既无政治管理经验，也无经济管理经验。有这种经验就会知道人们的利益冲突是每天每时在发生的，这种冲突，其实可以通过博弈、谈判、双赢的方式获得一个结局。而美国革命的领导集团，要么是在英国管理时期已经成为议会精英，有过政治管理经验；要么本人是律师、企业主、农场主，有工商生活的管理经验，积淀了相当丰厚的工商文明。工商文明处理人们的观念冲突也好、利益冲突也好，都不是诉诸武力，而是通过谈判。而法国革命的领导集团，丹东、罗伯斯庇尔、马拉，这些人都是拿破仑讲的“意识形态分子”。拿破仑这么讲是对的。他非常惊讶法国革命的领袖怎么都是意识形态专家，而非有经验的政治家或企业家。观念型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和政治家、企业家领导的完全不同。用韦伯的话讲，法国革命是把可以分解的量上升为不可分解的质；而美国革命是把不可分解的质下降为可以分解的量、可以量化的经济利益，讨价还价。为什么1787年的会议要开3个月？每天都在讨价还价。这批企业家和那批企业家在谈判嘛。而法国革命，你看国民公会辩论，全都是宏伟叙述、激越浪漫的诗篇，而且诉诸道德，在政治斗争中这是最可怕的事情。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只知道理，道德之理，不知事理，事物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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